“定滇军”军用钞票
（张小杰）
江苏钱币学会编著的《中国近代纸币史》714页关于“定滇军司令部发行的军用钞票”一文提到台湾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丁张弓良">丁张弓良ersonName>女士认为：“１９２４年冬，国民革命军正与陈炯明激战，滇军杨希闵与桂军刘震寰“勾结陈军部属林虎，攻击北伐军后路，……于是革命军迅速将二次征东军回师应战，以全力削平杨刘，组织定滇军司令部，由蒋中正任靖乱总司令，并发行定滇军军用钞票，以应浩大之军费。”书中还提到蔡小军认为：“……国民革命军也从未打出过定滇军的旗号，更未成立过定滇军司令部。从定滇军的这个名称来看，倒颇有几分范石生部发行的味道。民国十四年春，唐继尧发动侵桂战争，企图占领两广，称霸南方。当滇军占据南宁后，广东革命政府于３月１日下令派驻粤滇军范石生部入桂支援。３月中旬，范石生在抵达桂平后，将其部改称为‘定滇军’，……此项定滇军军用钞票或许即是范石生为此次滇桂战争之军需饷而特别发行的。”《中国近代纸币史》著者的意见: “……但有一点未能解释：范石生部在１９２５年３月中旬才改称‘定滇军’，而该票却标明‘中华民国十三年印’，难道范石生早有成算？谁是谁非，尚难定论。” 《中国近代纸币史》著者还认为，该票图版与“大本营度支处发行”的“军用钞票”基本一致，似为大本营所印制，则在北伐之前必先平定南方各省以解后顾之忧的决策，大本营已筹有计划了。
笔者的看法原与蔡小军的意见一样，在看了《中国近代纸币史》“定滇军”一文著者的以上观点后，也感到这些观点提得很尖锐，不能不让人正视。为此笔者又去察找史料，以下是据史料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白马会盟”后，滇粤桂军联军东下，击败陈炯明，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当时在粤军队番号，有七、八个省之多，各据州县，筹粮自给；尤以广州之赌捐，为众所垂涎。先由滇军师长杨廷培所把持，以每月所获分给各军，大部归己，杨因此为范石生所忌，致遭杀身之祸。”①“范石生的第二军下辖三个旅，总兵力为五千人，以烟酒税和广州的赌场为其资金来源。年收入高达三十四万元。”②该军“一部分驻扎在广州，—部分部署在广(州)九(龙)铁路沿线。除了陆军以外，该军军长范石生将军还拥有五艘江轮和两艘海轮；”③范“兼任江防司令，率部进驻广东兵工厂，控制了税收机关，滇军的枪械弹药补给大大改善。”④。部队也扩编到了一万五千人。这时有意外的事情发生，范开始“扬言要打回云南去，取代唐继尧。”⑤以后所发生的事从范石生友人马伯周著文中可得到了解：“1923年1月之后，范石生方得志于广州之时，乃于是年秋间，派人回籍，迎其父母赴粤怡养，不料1924年春在返粤时，路过开远，为路警分局长施雨村者，借过境护照之故，有所刁难，范父于当夜即气死店中。范石生接电后，误认为是唐继尧之指使逼死其父，是不共戴天之仇也。结合其主帅顾品珍当年死于唐手，是公仇也。具此公私两仇，遂决心返滇讨唐，对之报仇泄恨。经积极准备，於1924年秋间，报经孙大元帅同意，以“定滇军”名义，出师讨唐。至1925年春，率全军一万五千余人之众，人各三枪（计步枪、十响枪、手枪各一），声势浩大，经桂境进攻云南方抵南宁，即值唐继尧所派五军龙云部堵击，龙被范军击败后，退守南宁城中，范正围攻之际，值唐第二军（胡若愚）骤至增援，解围后。唐军二、五两军才相率撤退入滇，范军跟踪追击之，方追至滇境江那（今砚山县属）二塘之地，被唐军反攻包围，大败范军。当两军交锋之时，唐军对范军有不少父子相呼，弟兄叔侄相呼者，加之范军官兵中因思乡心切，於是一呼唤而成营、成连的拖走者，连同阵亡者曷止数千。时范氏初败，尚余万人左右，仍可再图反攻，但范氏方以原派前敌总指挥杨蓁被局部兵变戕杀于大战前夕，而气势泪丧。战败后又误疑其师长徐德有投唐之嫌，遂在大败之后，全军撤到剥隘。不料在剥隘复遭严重瘴疾，又死亡数千，乃退百色，再退平马（属广西田东县）从事休整。点验士卒，仅余四千余百人。此1926年（民国十五年）之事也。”
通过这段文字基本可了解事情的经过。马伯周不是当事人，这些是据范石生之言所写的，返滇讨唐是否报经孙大元帅同意，现不得而知，但从一九二三年孙中山组建大元帅大本营，邀唐继尧为副元帅，唐拒绝未就，却要率驻在广西的各部滇军回滇攻顾品珍时，孙中山对龚师曾说：“你去柳州劝唐不要回滇，还是一同北伐。顾品珍问题，是我们革命内部问题。如果顾在滇政绩不好，俟我们底定中原，只须—纸命令，即可解决。现在我们的兵力，应该用于铲除北方军阀。”的这段回忆来看，孙中山同意定滇一事不太可能。范“经积极准备，於1924年秋间，”“以“定滇军”名义”做了讨唐的准备到是可以肯定的。范部于1925年入桂是奉令拒敌，而不是大本营令其讨唐，所以 “定滇军” 是他为返滇夺权打的旗号，而不是大本营给其的番号。桂系当事人黄绍竑回忆：“他（龙云）也就退出南宁，逃回云南。范石生军和我军在后面追击。范石生就想乘胜回云南驱逐唐继尧（这是一九二五年中秋以后）。范石生回云南是否得到大本营的同意，我不清楚。如果大本营有计划要范回云南驱逐唐继尧，一定会命令我们协同他进兵云南，但我的确没有得到大本营的命令，而是仅是以朋友的关系相协助。……怕我军同入云南，将来霸住云南不走，于他不利。……不要我们同去正是求之不得，也就只送到边境，由他单独回云南去了。”
从以上的史料中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定滇军”是范石生为报仇返滇夺权的滇第二军所打的旗号，（取“定”字应与贵州袁祖铭的“定黔军”和广西李宗仁的“定桂军”都较顺利的夺得政权有关。）范于1924年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定滇军司令部军用钞票”就是为回滇报仇夺权而专门印制的，钞票的印制时间为“中华民国十三年印”也就不足为奇了。该票图版与“大本营度支处发行”的“军用钞票”虽基本一致（同一厂印制），但大本营却是两个不同的时期的大本营，前为北伐大本营，后是大元帅大本营，大元帅大本营已发行加盖“大本营军用票”的广东省金库券，不可能再发行其它军用钞票（请参阅“大本营发行的军用钞票”一文）。“定滇军”军用钞票是印有“大洋”字样的大洋票，本就不是为使用“银毫”的广东、广西地区所印制的。从范石生等给胡汉民代元帅请维持该军饷糈至抵滇之日为止密电(1925年5月4日)：“惟是饷糈一项，关系颇大．以后改编敌军，关放欠饷，且长途遥遥，各种设施均非钱莫办、本军全部收入，请维持到底，以抵滇之日为止，俾三军免冻馁之虞，”⑥和黄绍竑回忆中提到在战事中将部队交由白崇禧指挥，自己还要去筹饷，更可认为范的“定滇军”军用钞票原就是为入滇时使用所定制的，在广西境内没有使用过，后由于入滇后即被打出，可能根本没使用过就作废了。
该票见有壹、伍、拾元。票图景为广州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以上史料与看法，希望能对该钞票的了解和认识有所帮助，
①《一九二二年滇军入粤讨伐陈炯明始末》
②⑤《加伦在中国》（1924-1927）》
③《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
④《范石生事略》
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四辑》1095页
摘自孙彬主编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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