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银行存款券”与“纳税流通券”
张小杰
在纸币的实物收集中见有“贵州银行存款券”和加盖篆书“贵阳”字样戳印及“铜像台”香炉形防伪戳印的存款券两种。前者《贵州钱币资料》已有介绍，后者该书只做了简单介绍。现笔者据史料和实物再谈谈对此票的认识以作补充（为方便叙述将前者作简单摘录）：
贵州银行存款券是民国十八年（1929）六月毛光翔主政贵州时，于民国十九年（1930）由贵州文通书局印制的，印有一、二、伍角、壹、伍、拾元六种面额，当时没有发行。
民国二十一年(1932)九月王家烈主政后，财政厅长郑先辛以省收入的税捐，作为兑换基金，由贵州银行将原存有的存款券当作流通的钞票，于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发行了五角（共5万元）、五元（15万元）面额的存款券20元万，这两种面额的存款券可随时按照票面金额兑取现金，开创了存款券作钞票的先河，也是中国钞票史上一怪。
贵州银行存款券
民国二十二年(1933)元月，王家烈与犹国才争夺贵州省主席位置，重掌军政大权以后，就不惜饮鸩止渴，于同年七月，借用贵州银行一、二角（共十五万）、一元（七十万）、十元（十五万）票面的“存款券”一百万元，以国民革命军第廿五军军部与贵州省政府的名义发交贵阳，安顺等县市场强制流通。这些强行摊派的存款券，投入市场不久，券价就跌到一角有余。后采用抽签兑现、改用滇半元变通兑现（规定存款券一元兑现滇半元一元；滇半元1.7元合一大洋)也无法维持。
贵州纳税流通券
由于官方规定存款券的币值得不到市场的认可，难以维持，正常的商业活动受到影响。
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月十三日商会各行业人在商会大礼堂与财政厅长郑绍丞，临时饷捐总局局长谢根梅、公安局、县长等开会讨论，讨论呈请政府，准将存款券100万元，分摊全省81县，分别盖章保证流通；贵阳市各界共同保证一元、十元存款券30万，实发20万元；与现大洋同样流通，暂不兑现；盖章保证流通的一元、十元券，由政府税收机关概照大洋同价收受，未盖章部分，仍按一七折缴税。同年二月二十三日省政府批准：“又券面只能加印贵阳二字，其它字样勿庸加入，其编号一节自可准行……”。笔者认为贵阳商会此举是想化被动为主动，与其乱发100万强迫使用的钞票，还不如主动接受一定能控制的量，以维持正常的商业秩序。还可把其它70万推出贵阳，转嫁危机减少损失。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三月十三日贵州省政府、第廿五军军部发布告示：在贵阳县区域内，将由贵阳商会盖章的20万元存款券改为纳税流通券，一律照大洋行使，由商会负责保证不得低折减价。散在市面未盖章的存款券，政府陆续由税款收回，分配各县盖章发行。未收回前还按一七折合大洋搭缴税款。还见有同年三月二十七日贵州财政厅给王家烈呈文，提议拟请在毕节县、大定县先发10万元纳税流通券，并将此券向大定县属瓢儿井盐商掉换大洋陆万元；毕节县盐商掉换大洋肆万元。执行与否不清。
实物现暂见有加盖“贵阳”字样壹元面额的纳税流通券，没见有加盖其它地区的纳税流通券，估计此券除贵阳外其它地区商业不发达无法推行。实物券面除加盖“贵阳”字样与编号外，还加盖“铜像台”的香炉形防伪戳印。
回收情况：
存款券：原举行抽签兑现十七次，兑现中签存款券面金额为214.860元。民国二十三年（1934）七月二日贵州省财政厅发函：七月一日后税收、市面概不接受存款券，限持券人一个月内持券到财政厅收回券处封存登记，经三个月后银行按商会所定二角伍分价格兑现现金，此部分存款券面金额约30万元。
纳税流通券：流通后也不为百姓所接受，还是打折。民国二十三年（1934）七月二日贵州省财政厅发函：饬令商会于政府布告一个星期内，立将券价维持回复，准其照常纳税行使。若还在95折以下，就由商会全数封存，各项税收概不接受。此时应暂有回升，继续维持流通。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一月九日时，“十元伙饷，折用其半，”省政府宣布由商会克日收回流通券，听候点验封存。实际回收数量、兑现的价格不祥，有待资料的补足。
属贵州省银行发行的20万元伍角、伍元存款券：截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九月止均照券面价格兑现兑现流通。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蒋介石所部薛岳、吴奇伟等尾随红军入黔，遂步控制了贵州省的军政大权，开始行使法币。此两面额券应已按券面实际价格得到回收。
参考书目：贵州省钱币学会编著的《贵州钱币资料》
摘自孙彬主编的《纸币》，作部分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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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星星 于 2008-1-30 02:52 PM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