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炉红印票”
张小杰
贵州中国银行加盖红色香炉印章的钞票，俗称“香炉红印票”。有关此票的来历，在不同的史料中有着不同的解释。例如《贵州近代史》认为：“周西成的“香炉红印票”，将中国银行发行的一元券提出十万元，加盖一个红色公章，形似香炉，因而得名” ①；《贵州省志·金融志》、《贵州钱币资料1984》解释为：“43军入黔，军长李燊（又名小炎）决定仍照原案由省府与银行加盖红色公章（形如香炉，俗称“香炉红印票”）发行流通，为期不足两个月，发出金额约为一万余元”②③。由于暂还没见有实物，不知那个为准？现笔者据《贵州省财政厅民国廿年工作报告》中的史料和“贵州银行存款券”加盖香炉形的防伪印章，和大家共同探讨此问题。
1926年，周西成由赤水会办入主黔政。1928年秋，43军由鄂西来凤誓师回黔（43军军长李燊，眼见参加北伐的黔军将领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给蒋介石、唐生智先后杀掉，向外发展无望），经多月激战，周西成中弹落水身亡，43军于1929年5月27日在滇军龙云部的协助下进入贵阳。正当李军追击周军时，原被龙云逐出的滇军胡若愚、张汝骥两部，乘昆明空虚，进攻昆明，龙云紧急电令李小东率部回保昆明；李燊觉得自己的势力单薄，不敢久留，与龙云部一起退出贵州。周西成的妹夫毛光翔于1929年7月8日正式就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并于同年为周西成在贵阳市中心立了铜像。
虽说各种史料对香炉红印票有不同的解释，让人难辩，但可喜的是贵州钱币学会编著的《贵州钱币资料1984》的书中，收集有部分“贵州省财政厅民国廿年工作报告”，报告中有中国银行券“清理结束经过”（以下简称“报告”）④。这应是当时最原始的记录。
报告中记载：（周）省政府与银行于民国十六年三月起陆续发行“盖券”十七万元，责任各半。银行以房契及三江、洪江商欠向政府作抵；民国十八年六月，四十三军部（李燊）到省后，因“盖券”停兑难于行使，以全省税收担保，银行负半数，以汇款五万元及产业作抵，计加盖红章仅一万数千元。毛光翔上任后，省政府指定代官处、经理处、总金库、银行、商会、工会设立查验“盖券”登记加章临时办事处。对周、李所发两种盖券“登记加章”后继续流通，“查验章用方形中篆贵州省政府验，以机器并用红色油墨擦印于券之背面左方，与中行原盖墨章对平”。自民国十八年十月十八日起至十二月八日，计四十五天，共加章登记盖币131，706元。后贵州银行接收贵州中国银行作抵的产业、汇款，全部回收销毁了“登记加章券” ⑤。
从以上报告可知：周西成所发的盖券是墨章，也就是黑章，所以可排除是香炉红印票；43军李燊所发的盖券，只知道是红章，不知是否香炉形，而且发行数量少，流通时间还不到一个月（毛进城后就禁止流通了），应还未有一定的影响力让人“俗称”，就停止使用了。所以笔者认为李燊所发的盖券是香炉红印票的观点也不成立。那什么票是“香炉红印票”呢？笔者在考证“贵州银行存款券”改称“纳税流通券”时，贵州银行存款券加盖的红色香炉形防伪戳引发了笔者联想，从贵州银行存款券改称“纳税流通券”时省府发文只提加盖“贵阳”字样，但实物上除加盖“贵阳”字样外，还加盖有香炉形防伪红戳印来推测⑥，此次查验“盖券”登记加章临时办事处对周、李两人所发的黑、红章盖券上，除加盖有红色中篆“贵州省政府验”印章外，应还加盖有香炉形防伪红戳印后继续流通。此券一直流通到贵州银行成立后才回收，有一定的影响力、流通量、时间演化为俗称“香炉红印票”。由于周西成，李燊都是原发者，所以就让后人没那么清楚，这也许就是后来引起在不同史料中有不同解释原因。
后来贵州银行存款券加盖香炉形防伪红戳印也是这一做法的延续，有可能这香炉防伪戳印就是原来所用的那枚。所以笔者的结论：应该是在周、李两盖券上，再次“登记加章券”才是香炉红印票。
此文为笔者据史料和贵州银行存款券改称“纳税流通券”时加盖的香炉形防伪印章所作的分析推测，确切的情况有待于实物的证实和同好的补充。
①周春元主编《贵州近代史》第206页，贵州省出版社1987年版
②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金融志》第39页，方志出版社1998年5月版
③《贵州钱币资料1984》第88页
④《贵州钱币资料1984》第131～132页
⑤《贵州钱币资料1984》第89页
⑥拙著“贵州银行存款券与纳税流通券”
摘自孙彬主编的《纸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