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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7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国通商银行上海通用银圆拾圆

RMB 160,000-300,000

RMB:380,800

下面这张为最近2008嘉德拍卖会成交的光绪年通商银行上海通用拾元券，可与上面在北京通商分行所抢的小号码券比较，可证明当时流通的是大号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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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围攻使馆态势图1.jpg (50.77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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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庚子年被抢的通商银行钞票

张小杰

   笔者收集到加盖有“此票在庚子年被拳匪抢去早登中外客报作废纸无用”字样的中国通商银行光绪二十四年上海通用五元银元券后，参阅了1903年上海中国通商银行发生挤兑风潮的史料（当时没有找到庚子年间北京通商分行被抢的史料），分析推测应是在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抢劫了北京通商分行，并将其整理为《揭开历史真相的通商银行钞票》（下称《揭开》，①投稿上海钱币学会《钱币博览》。

   后见《钱币博览》主编叶世昌《清末中国通商银行曾作废23万张钞票》（下称《清末》）一文，②文中的内容指出了笔者在《揭开》中的一个重大错误：北京通商分行是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遭兵、匪抢劫，并被焚毁，③而八国联军则是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才攻陷北京。也就是说当时的银行是外国人所抢，也不应说是八国联军所抢。《清末》文中还引用北京通商分行洋大班厚士登所说“内存现银并洋约八万两，均为荣中堂（荣禄）之兵及拳匪所盗”，④如这一情况属实，也就否定了笔者认为北京通商银行是洋人所抢的推论。《清末》中也有令笔者欣慰的之处：中国通商银行总行在《申报》于八月十二日（9月5日）、八月二十一日（9月14日）刊登北京通商分行被抢、公布被抢钞票号码的告白，⑤证实了笔者在《揭开》文中“在庚子年间北京通商分行被抢，北京通用银两券的钞票作废有可能登过报，但上海通用小号码银元券钞票应没登报作废，否则钱业不会不防范。”的推论。也感遗憾此文没提到庚子年间上海通用小号码银元券怎么会出现在北京？既然是武卫中军抢劫的银行，被抢的钞票又怎么会到日本人手里？……

  带着种种疑问，顺着《清末》提供的资料线索，查找庚子年间的史料，现将有关的史料和新的看法，与大家一起共同探讨。

“沪票至京取用”

笔者在《中国通商银行大概章程》中找到：“京都、上海两行准先出票，照汇丰所出香港、上海票式办法，各照各处市面通用平色，如沪票至京取用，京票至沪取用，亦悉照汇丰折算办法办理。”的条例，⑥解开了笔者“这些小号码的上海通用银元券为什么会在北京分行”疑惑。否定了笔者原认为“这些小号码的银元券应是北京分行用作对上海的汇票”的观点，而应是“沪票至京取用”银两后，有待与上海结算就被抢走了。当时登报时可能因疏忽，没将这部分沪票列入被抢作废之列。以至上海通商银行在1903年发现小号码的上海通用银元票时，先是撕毁或收进柜面，不予兑现，引发挤兑风潮，后加盖蓝色“此票在庚子年被拳匪抢去早登中外客报作废纸无用”的字样，“并关照持票人应将伪钞保存好，俟调查结果再行办理”。

至于大号码沪票能否直接“至京取用”，还有待同好去考证。

已在安全地的银两、帐簿，为何要搬回战乱地

北京通商分行襄办钱邦彦在致总行总董、督办函（下称钱邦彦函）时，好像是有意识的汇报顶头上司关系和工作分工情况：“本银行原系华大班冯商盘经理，伊向驻天津，派陈敬臣总司与洋大班厚士敦相继共事。凡一切生意商于敬臣，应报公司是其专责；出放银两均归商盘，天津较多，京城次之；各户存款，均系彦经手。”（冯景彝，字商盘，北京通商分行大班；陈日初，字俊臣，又敬臣，时由冯商盘委派为北京通商分行买办）。⑦

同时还反映五月十七日（6月13日）义和团“经扑我行……临街玻璃全行击损，幸视中国字样，当时退出。我行较近各国使馆有洋兵把守各巷……连日枪炮，不准行人，故于二十日移避南城外，随带帐簿一切公事。……二十四日，据敬臣口说厚士敦主意，嘱令帐簿、银元一切全行搬回入库，不测其意，安然自乐，言语矫恣，伊可保护，如有警怕，遂即驱逐。不料至二十六日日午后竟被兵勇拥进，开枪威吓，抢毁焚烧，其势凶烈，众人逾墙逃走，几乎中有殒命。”⑧

如不熟悉这段历史，仅从这段文字难以看出有什么问题。当时的情况是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清政府因各国联军攻陷天津大沽炮台，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令在北京的外国人，一律在24小时内，退出北京，由中国政府派兵保护送到天津上船回国。当晚，各国公使联名复函总理衙门，以时间太紧，请展期离京，要求清政府次日九时答复。二十四日（6月20日）晨，不及九时，德国公使克林德前往总理衙门抗议途中，于东单牌楼偏北处被清军虎神营京恩海击毙。限令时间到，即二十四日下午四时清军、义和团向使馆进攻。

了解以上的情况后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清政府已限令在北京的外国人，24小时内退出北京，连各国公使都紧张之时，北京通商银分行洋大班却还要在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 “嘱令帐簿、银元一切全行搬回入库，不测其意”。由此看来银行不被抢劫才是怪事。

笔者还在通商银行往来的报函中，发现洋大班厚士敦在账簿是否被毁问题上有前后不一的说法：1900年9月4日陈淦（陈笙效，陈淦字，又字圣郊，总行华大班）致盛宣怀函：“今据美德伦（总行洋大班）云，接到京行洋大班厚士敦由京发来一函，人口平安，所有京行各户单据并未遭毁，已嘱行伙陈俊臣携带出京云云。又据别人传说厚士敦人已抵天津，如得访着陈敬臣，或可一同南下。”⑨才过了六天，厚士敦见了陈敬臣后就改变了说法。 1900年9月10日陈淦致盛宣怀函：“京行洋大班与行伙陈俊臣已于今日下午到申……询及京行存据等件有否携带？据云存库遭毁，仓猝不及检出”。⑩几天后，北京分行洋大班厚士敦致盛宣怀：“除紧要值钱单据外，内存现银并洋约八万两，均为荣中堂之兵及拳匪所盗；银行房屋、银库铁柜钞票尽被焚毁”。○11陈敬臣则报“所有寄库银五万两早于五月二十五日被抢无存”○12。而钱邦彦函则于六月十六日（7月12日）：“计抢去本行钞票十万两，现银二万八千余两，银元二万五千余元，及各户借券、契据一概无存……。”○13陈敬臣所报是指荣禄所存放武卫中军的部分军饷，这款钱邦彦函没提应不在库中（这五万两如加上钱邦彦所报之数，则又超过厚士敦所报的八万两，看来这款有可能是给陈挪用了）。前面钱邦彦介绍本行关系时，已说明生意由陈敬臣负责，出放银两由冯商盘负责（冯先于厚士敦、陈敬臣到沪，经手天津的放贷账已报总行），○14各户存款均是钱邦彦经手。笔者认为钱邦彦经手存款，而且他上报的数字较细，不仅有银两数，还有现洋数，而且还不是整数，连没发行的十万两钞票也在其中，他所报的数字应是最准确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笔者认为主要是帐簿没了，任人怎么报账也无法对帐，此事究竟何人获利就不言而喻了。

从以上反映的情形看，不排除银行虽被抢，但库存银两、账簿没损失的可能。笔者认为有可能厚士敦原想将银两随撤退到天津的外国人一起带出北京，才会将银元从安全地搬回银行（账簿则由陈敬臣保管），情况不妙就存放在使馆内，后来银行被抢、八国联军进城抢掠、清政府无能讨外人欢喜等情形的发生，与陈敬臣见面后合谋，有了据为己有的想法。还有种可能是银行的现洋银两被抢了，但账簿未毁，隐瞒账簿可将原挪用的之数冲掉，所以才有报大库存数字的情形发生。也许还可能是……

什么时间、是谁抢劫了北京通商分行

有关北京通商银行被抢的详情：钱邦彦函：“不料至二十六日日午后竟被兵勇拥进，开枪威吓，抢毁焚烧，其势凶烈，众人逾墙逃走，几乎中有殒命。”厚士敦覆盛宣怀札时没提发生的时间：“当未毁之先，荣中堂之兵（该兵衣上有武卫中军字样）及拳匪即将银库及大铁柜击开，并将行内所有抢夺一空。行内帮办陈敬臣屡戒，”○15而陈敬臣则说“所有寄库银五万两早于五月二十五日被抢无存，”。

粗看以上描述银行被抢发生情况，此事本可定论了。但笔者读了当年的史料后，再看以上的描述，就发现其中有很大的矛盾。五月二十四、五日（6月20、21日）围攻北京通商银行旁奥地利使馆方向的，是董福祥的甘军和义和团。○16（见图）从多处资料得知北京通商分行是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晚被抢的○17，日本人佐原笃介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廿五日，枪声大作，未刻甘军攻破奥国使署，申刻纵火。入夜，奥国使署之东偏中国银行及银元局火起。至天明，火自东而西，熊熊烛天，较前尤烈。尽奥国使署与银行之间，尚有铁路学堂一大座也。”○18从以上史料得知银行是晚上被抢，陈敬臣不可能在场，更不可能“众人逾墙逃走，几乎中有殒命”，他还在“屡戒”，如真是如此，在给盛宣怀的报函中，我们应看到他给总行反映银行被抢时的详细报告。厚士敦原就有前后不一说法，所以笔者认为他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从各报函所反映的情况看，钱邦彦函的可信度较高，但从他所提到抢劫银行的时间与实际案发时间不符这点看，笔者认为钱当时不在案发现场，他也许是“迨后往查，该处兵勇驻扎，禁止行人”，○19所以认为银行是二十六日午后被兵勇所抢。

有关银行被抢的情形，盛宣怀最后定调为：“二十六日，兵勇、拳匪蜂拥进行，抢毁既罄，继以毁烧，库银房屋及一切契券一扫而空，厚士敦密派多人冒险探视，目击进行焚抢之兵，其号衣有武卫中军字样。以本军之兵抢本军军饷银，所有寄库五万两一款，按国法、商律决无令银行赔偿之理”（此为“盛宣怀酌拟武卫中军存寄通商京行饷银赔缴办法折”底稿，不知最后有无呈送）。○20从稿中见有许多矛盾之处，更别说在当时被围攻中的厚士敦能 “密派多人冒险探视”（如真是如此，不能不让人认为是厚士敦让陈叫人来抢的），由此也可以理解盛宣怀是想让武卫中军负此责，比让甘军、义和团或外国人任何一家来负此责还为有利。对外当然是让拳匪来负此责了。

从当时情况和时间上看，甘军、义和团则比武卫中军更有可能抢劫银行，有记载：“该甘军及武卫中军乘势抢掠，时武卫中军各队驻紥南城梁东园地方，换班之勇，携出珠宝、翠玉、服饰及日用百货、即在帐前设摊贱售。甘军驻内城，挖得某银行窖藏数十万两。”○21从挖得银两数量看，这好像不是指北京通商分行，笔者不排除甘军、义和团抢劫北京通商分行可能，同时也始终认为他们只会要银两、银元，决对不会留藏钞票，而且劫后还了放火，厚士敦也说“银行房屋、银库铁柜钞票尽被焚毁”。但令人奇怪的是在三年后，被抢的中国通商银行上海通用小号码的钞票却出现在日本人手里。难道是日本人是后来在被抓的清兵、拳匪那搜来的？或是在后来几年在原清兵手里低价买来的？这些看来都不太可能，因当时中国人留存被抢的通商银行钞票会被砍头的。这就不能不让人考虑：赃物的持有人是否有作案的嫌疑？

银行被抢时，日本人是在被围攻的肃亲王府里，按理说是没有作案的可能，看了当年在现场英国人普特南.威尔写的《庚子使馆被围记》一书后，有了新的看法：书中没有记载日本人在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北京通商分行被抢这天的情况，但有反映五月二十六日（6月22日）午夜日本人从被他们占据的肃亲王府主动出击，到通商银行附近的奥地利使馆旁，杀了三拳民和赶走了一队义和团。○22还有段记载引起笔者的注意：“予见彼等之矮统领阿司君……此人为使馆武随员……盖自昨日可怕之事出现后……又令多数教民为其帮助……且设法侦探敌人之举动，查此全城中一角之情形，此全城中之一已角乃弃与欧人也者。”○23这“昨日可怕之事”是指什么事呢？如是指甘军开始进攻那天，也应是二十四日（6月20日），也就是前天才对。《庚子使馆被围记》是以日记形式按时间顺序整理成书的，笔者注意到从6月11日至6月25日的日记中，没有6月13、15日的记载，而6月22日则是合并在前一天21日的记载里，而恰恰是13、15、21日这三天发生的较大的事件：6月13日使馆首先开枪射杀拳民；○24钱邦彦也在函中反映在这天：义和团“经扑我行……临街玻璃全行击损，幸视中国字样，当时退出”；6月15日为占据肃亲王府，借口有义和团潜入肃亲王府，日军、英军对府内进行联合搜查；○256月21日晚北京通商银行被抢焚烧。笔者认为书作者有意回避事实真相，正像书作者普特南.威尔在原序提到的：“尚有因不得已之故而删减者”。○26尽管如此，书中还是反映了在这片区域，晚上日本义勇兵可随意出入，而且很熟悉银行附近情况，能打退义和团，他们有教民的帮助，在肃亲王府里有清军的服装，完全有抢银行可能。另有日本大山梓整理的日志中：“6月22日……根据防御需要，令日本义勇兵拆除中国民房、征集粮食，”。○27 6月22日晨时也可以说是21日（五月二十五日）夜晚。笔者看了这段日记自然就想到：这些义勇兵是否在“拆除中国民房”时，也顺便去抢劫了中国通商银行？

结论

  原在《揭开》文中就论证过引发1903年中国通商银行挤兑风潮的所谓假钞，就是被抢去“沪票至京取用”的小号码银元券，而这655张拾元、100张伍元的小号码银元券（与1905年通商银行发布发行光绪三十年版新钞告示：“现查尚未收回者不过数千元之谱，”的金额相似）都出自日本人之手，当时笔者就已认定：“从七百多张小号码的伍、拾元券在日本浪人手里这一事实，就可认定庚子年间北京通商银行为八国联军所抢，不是义和团所为”，现经过对庚子年间北京通商分行被抢史料的分析，虽然在史料中，确实有洋大班厚士敦、钱邦彦对武卫中军、兵勇抢劫北京通商分行的指控，笔者认为这些指控有不实矛盾之处，同时又无法排除日本人可从其它渠道获得被抢的赃物，而且日本人有作案的时间和机会，所以还是维持原来的观点，只是将“八国联军所抢”改为“日本浪人所抢”。且相信在日本原驻沪领事小田元七函称：大阪山下忠太郎、营野源之助、上田元七及中井四人伪造钞票的档案里能找到答案。



①北京孙彬主编《纸币》2005年第6期4～8页；
《中国收藏•钱币》第三期，改名为《谁抢劫了中国通商银行》
②③④⑤《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第40页、《钱币博览》2006年第4期第32页
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⑦《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1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⑧《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⑨⑩《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1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11《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1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12《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1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13《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14《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15《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1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16北京、天津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第60～61页，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90年12月第一版
○1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专刊 义和团史料 （上、下）》5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5月第1版
○18中国史学会主编《 义和团 （一）》1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06月新1版
○19《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20《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1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21《庚子记事》第84页        
○23［英］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第48～50页，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一版
○23［英］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第4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1版
○24［英］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出版说明第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一版
○25北京、天津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第307页，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90年12月第一版
○26［英］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原序第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一版
○27北京、天津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第308页，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90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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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jpg (16.58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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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坎字团”团旗.jpg (12.64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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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公使克林德.jpg (7.63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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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清政府因各国联军攻陷天津大沽炮台，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令在北京的外国人，一律在24小时内，退出北京，由中国政府派兵保护送到天津上船回国。当晚，各国公使联名复函总理衙门，以时间太紧，请展期离京，要求清政府次日九时答复。二十四日（6月20日）晨，不及九时，德国公使克林德前往总理衙门抗议途中，于东单牌楼偏北处被清军虎神营京恩海击毙。限令时间到，即二十四日下午四时清军、义和团向使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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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使馆.jpg (12.2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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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佐原笃介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廿五日，枪声大作，未刻甘军攻破奥国使署，申刻纵火。入夜，奥国使署之东偏中国银行及银元局火起。至天明，火自东而西，熊熊烛天，较前尤烈。尽奥国使署与银行之间，尚有铁路学堂一大座也。”

[ 本帖最后由 星星 于 2008-3-29 12:2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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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于战火的肃王府.jpg (23.83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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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亲王善耆是川岛芳子的父亲，川岛芳子是善耆的第十四女。

日本人占据了肃亲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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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军提督董福祥.jpg (6.74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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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中的义和团.jpg (8.56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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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提督董福祥   

董福祥(1840一1908)  甘肃固原(今属宁夏)人，字星五。1862年陕甘回民起事期间，乘势集众起兵，以甘肃花马池(今宁夏盐池)为据点，骚扰陕甘十余州县。后向左宗棠投降，所部编为董字三营。其后20余年间，一直在西北等地活动。在甘肃等地，多次参与镇压回民起事；在新疆，参与收复乌鲁木齐及平定南疆阿古柏之乱等。官至甘肃提督。1897年调防京畿，所部编为荣禄所辖武卫军之后军。董福祥在保定驻扎时，亲眼目睹教会欺侮老百姓的种种劣行，“立誓灭洋”，支持所部士兵痛殴欺压老百姓的不法教士，与教会时有冲突，1900年被荣禄调离保定。义和团的领袖、陕西人李来中即在甘军中，且与董福祥关系甚好；董听任其在甘军中发展义和团团民，以至董军几乎全都加入义和团。当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发展到高潮时，他制造了甘军士兵杀死日驻华使馆书记生杉山彬事件，扩大了事态；在清政府对外宣战后，他积极参与围攻各国使馆，并为此曾向荣禄借用武卫军中杀伤力更大的火炮，被拒绝，其入宫请求，又遭慈禧太后痛骂，但仍命令军队全力攻打使馆；他甚至“因团民毫无实用，徒延时日，贻误军机，调换甘军攻打”。当“联军夺据京城之际，最称奋勇者，为董福祥一军。”(《庚子中外战纪》)城陷后，率部保护慈禧太后西逃，充任随扈大臣。签订《辛丑条约》时，被列强指为“首凶”之一。但清廷虑其握有甘军实力，恐“激变”，仅加以革职处分。后病死。

董福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复杂的人物。以布衣起事，攻城掠地、骚扰社会；后受朝廷招抚，但“听调不听编”，所部一直自成一体。其忠于清廷，官至提督，但确实是以杀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既镇压西北农民起义，又支持义和团运动发展。在国家处于被瓜分的危机时，“誓与洋人不两立”；在慈禧太后要其镇压义和团时，敢说：  “不能杀这些老百姓苦娃娃”。他的甘军既全力攻打使馆区，也曾趁机参与对民宅的抢劫。


摘自《庚子之变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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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荣禄.jpg (5.95 KB)

2008-1-1 19:03

军机大臣荣禄

戊戌政变后，荣禄一跃而为慈僖太后身边第一宠臣，几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势。其“既人军机，一切政权，胥握在手”；他遏植私党，拉帮结派，贿赂公行；无论在朝廷上或是军队中，都极力排斥稍具才能但不肯服从自己的人。如上任未久的山东巡抚毓贤，面对蓬勃发展的义和团运动和汹汹不已的列强气焰，无以为计，毫无办法，欲以“二十六计，走为上”保全自己，则拜在荣禄门下，恳请运动内调。果然荣禄法力无边，寻找机会将其调任山西巡抚。即便是逃难在西安时，荣禄仍贪贿不止。如，  “陈泽霖侵吞军饷甚巨，荣严札催缴；陈派山西候补把总姚庆芝赍炭敬四万两，白燕窝二十斤，绸缎四箱，荣求免。饷荣遂准其以前敌遗失，作正报销。”又有人贿赂荣禄“十二万金，得海关道”；  ‘‘天下顽钝贪鄙之徒，皆辐辐其门，所得以巨万亿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当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和发展时，荣禄以军机处的名义，多次命令全力剿灭无遗。当义和团转入直隶后，又命聂士成部全力阻击，并实力保护铁路。这些举措，不仅使义和团血流遍野，也无辜毁灭很多村镇。据聂部所属杨慕时营官事后说：对义和团“惟有打一步，走一步，炮火所至，烧及村庄，人无藏避……”

    在慈棺太后决定对列强“宣战”的当天，荣禄即派军队将北京的使馆区团团包围，名曰“围攻”，实为“围护”，以隔绝义和团对使馆的直接攻击。而荣禄的部队奉命不仅不认真攻打．反而对附近的民宅进行公开的抢劫。这种白昼抢劫的土匪行径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停止。在义和团与清军围攻西什库天主教北堂时，尽管从四面团团攻打，枪炮齐发，但北堂却一直未能攻下；原因是“荣禄与法教士(樊国梁)友谊甚好，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与其所施于使馆者同。”在攻打使馆战斗激烈之时，董福样想借用荣禄直辖的亲军武卫中军的大炮，却被荣禄断然拒绝。不但如此，从7月20日起，每天有车辆装载着西瓜、冰、青菜、米面等食品，持荣禄令箭护送入使馆；而荣禄的武卫中军在交战期间，还“暗卖粮食军火”给使馆。当八国联军围攻北京城之际，负责北京城防的武卫军全军统帅荣禄，却在侵略军尚未进城之前，率先逃离北京。先到了保定，又去了西安。当时有人作诗嘲笑其说：  “强兵压境全无术，开府骑猪作鼠逃！”

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却被慈禧太后认为是有功之臣，下旨“大学士荣禄，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太保衔。”



摘自《庚子之变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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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与日使馆人员合影北京.jpg (20.66 KB)

2008-1-1 19:39

庚子使馆被围记》反映五月二十六日（6月22日）午夜日本人从被他们占据的肃亲王府主动出击，到通商银行附近的奥地利使馆旁，杀了三拳民和赶走了一队义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