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型铁质隶书绍圣元宝真伪浅析
此钱币发现于内蒙古巴林左旗，即辽上京遗址所在地。外径202mm，内穿46mm，厚6.5mm，重841g。铁质，隶书，光背。在确定其为“铸造”的基础上，笔者仅从书、雕、铸、锈四个方面一一分析如下：
一．书法
在诸多泉谱当中，均载有绍圣元宝的隶书小平图样，作为与本钱币同文同书同体的实物真品，这些图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们的存在首先说明其书法古已有之，使得本钱币的书法只在真迹和仿品之间，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后人凭空杜撰的可能；其次，确认了其作者的历史地位，在整体艺术水平上为本币书法的鉴定提出了严格而明确的标准；其三，在形、神、意、态等方面为本币书法提供了可靠的对比资料。
关于原作者，笔者目前查无定论。然而在哲宗绍圣元年（即1094年），北宋四大书法家中只有蔡襄已经过世，其余三人均正值盛年：苏轼57岁、黄庭坚49岁、米芾43岁。依照自唐以来由名家书写钱文的惯例，即使此文并非三人手笔，其作者也必然是名重当时、堪与三人比肩的名师巨匠。（如有辨识其书法者，请不吝赐教。）
对照本币书法和隶书小平的图样，可以发现原作者迥异于他人的一些书写习惯，列举如下：①“绍”字，“小”部中间的一竖向右下收笔，左撇与上方的笔划完全连接，右点上粗下尖。“刀”部的“”在转折之后先细后粗，呈鼓肚状。②“圣”字，“耳”部的左竖化为圆弧状，右竖向右下方收笔，下方的长横化为连接两竖的第三短横。③“元”字，左撇长而直，“乚”呈弧状，回勾小而收敛。④“宝”字，“尔”部的“乛”起笔时向上拱起，收笔时与“宀”部的“乛”相重合。以上特征均为原作者所独有，而笔者并未尽述，只是列举出比较显著的部分。在遵循上述书写习惯的前提下，本币书法的艺术表现力是否符合原作者的水平和声望将成为判别其真伪的重要标尺。
细观本币文体，隽秀端庄，圆润脱俗，运笔自然流畅，毫无生涩之感。而笔意内敛，筋骨暗藏，于严谨之中显露出厚积薄发之态。点划之间神韵自在，而且越是细微处越见精妙。执币而观，可令人陶醉其间而暗生依势描摹之意。如此逸品，虽有精于书法者亦不可临而得之，何况世间本无此物，可供模仿的只有隶书小平图样？更何况隶书小平图样尚有诸多细节表述不清？就雕铸过程对书法本韵的影响而言，大字的原貌理应比小字保存得更加完整，而本币的书法表现已经达到超越各版小平图样的水平。
那么，是否有借助现有科技手段放大并处理已有图样而用于雕版的可能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本币书法在细节上与现存的所有图样均有差别，具有手写体的唯一性特征；而且大字和小字在书法结构上原本就存在差异，并非简单的缩放所能混同（以本币为例，作为大字洋洋大观，缩为小平则笔划臃肿，灵秀顿失）。
此外，本钱币的书法与周围的轮郭浑然一体，疏密有致，其布局的合理性也能够体现出书者善于因地制宜的深厚功底。
作为书法部分的分析总结，笔者要说的是，在如此厚重的历史背景下，面对如此巨大以至于无法藏拙的特殊版面，只有原作者才能游刃有余地表现出如此高超的书法水平，而原本拥有无数选择的后世臆造者却不会为自己选定这样一种作业难度。
二．雕版
众所周知，用于翻铸的雕母其文字笔划要略细于铸成品，但若究其原因，恐怕并非人人皆知。其实，这是翻砂铸造工艺所决定的。由于铸造用砂相当细密，拍实以后会紧紧贴合雕母，为了顺利地把雕母拔出来，必须事先向各个方向均匀推移，以使雕母与砂模完全分离。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砂模上形成比雕母略粗的纹路，而浇铸后的同比收缩并不能抵销其增加值。
现在言归正传，从本钱币的书法形态上看，拔模过程所造成的“放大”效果已经被完全抵销，也就是说，其雕母的纹理细化做得恰到好处。而从实物相对平整的地章和外轮来看，液态铁在凝固和冷却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体积上的收缩也被完全抵销，这就说明，其雕母在制作上已经事先在相应位置微微凸起，而凸起的程度同样恰到好处。再结合地章与字郭之间工整的过渡，以及各笔划均匀的梯形构成，笔者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此钱币的雕母制作得十分专业。
然而，细观此币轮廓，轮宽不匀，郭纹不整，竟然是圆未用规，方未用矩，而全凭手工粗略刻画，与其它部分的精巧娴熟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是否证明此物并非官铸呢？笔者以为恰恰相反，理由如下：凡雕母之制作，必先选材定制，草拟轮郭，继而书写币文，而后雕刻。轮郭不定，书者疏密难顾，币文未写，雕者无从着手，故而次序无可更改。就本币而言，书者尽善其文而雕者精工其事，但在工序上全都在轮郭确定以后，所以，问题的出现只在定制的环节。从背郭的粗劣线条可以看出，雕母在定制者手中已然初具规模，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素材上的草样。由此，笔者断言，在雕母的设计和制作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明确的分工。而这种前拙后精的工艺表现正是明确分工的真实写照，同时，也为其本身的真伪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与复杂的后期制作相比，雕母的前期规划原本相当简单，在本币显然不会参与流通的情况下，负责定制的古代官员有草率行事的可能，而以欺世邀宠为目的、又不受分工限制的后世臆造者却没有精于难而拙于易的任何理由。
三．铸造
在铸造方面，该品没有任何不妥。既没有冗砂形成坑洼，也没有流汁破坏纹理。上下模的对合显然十分精密，浇注口的处理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四．锈态
此币表面严重锈蚀，所幸者正面较背面为轻。锈分多层，层层紧贴，每层都极薄，从锈片剥离处可分辨出5~6层。各层颜色不一，总体而言外深内浅，另有多处可见膜状闪光锈体。
一般说来，只有长期处于相对干燥相对稳定的环境中，铁器的表面才会逐渐形成颜色和成分各不相同的多层锈体。而膜状闪光锈体则是结晶态铁锈，其形成条件对时间有相当苛刻的要求。
对比各种文献资料所披露的种种制假手段，笔者认为，这种平薄、紧凑、多层、多色的铁锈是制假者无法获得的。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此钱币为官铸正品、绝难作假的结论。
鉴于此物不便携带又不能流通的特点，笔者认为其发现地就是其最初目的地的可能性极大。而与北宋哲宗同时并存于北方的辽道宗耶律洪基正值其国运极盛之时，设想此物为进献辽国的贡品也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此外，本币形制庄重，朴素无华，于宫廷庆典之用甚不相合，就材质而言又不宜用作镇库之物，而作为外交物品则无不妥当。同时，这样的设想也为最初的定制者之所以草率行事提供了种种可以理解的可能：事出仓促、不满于对外政策、未设核准程序、敷衍了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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