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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发表于 2005-10-26 17:29 只看该作者
黔西县流通
张小杰
多年前笔者收集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黔西县流通券”五分券，该券交叉旗帜的图案较少见，只有“中华革命军义饷券凭单”的试样票和陆军部发行的“军事用票”是这种交叉旗帜图案。一个小县印制这样图案的流通券，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之后就一直查找收集有关的史料，现将所找到有关旗钞和该券的情况供大家参考：
清政府时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旗，直到1881年9月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回国后，为与国际接轨李鸿章经清廷批准制定了羽纱质地，正黄色，用羽纱镶嵌青色五爪飞龙，龙头向上的龙旗为国旗。从此龙旗也就登上了钞票的图案，中国的旗钞最早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大清户部银行伍、拾元券，后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各种筹饷券、军政府所发行的纸币及民国五年的护国军各地军钞都见有各种旗钞。一九○六年冬，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会议，编纂革命方略，当讨论中华民国国旗形式时，意见纷歧，竟有下列五种不同的主张：一、用十八星旗，黄星代表十八省，示皆黄帝子孙，红底示铁血主义（孙武、焦达峰提议）。二、用红、黄、蓝、白、黑之五色旗，以顺中国历史上之习惯，且含五族共和之义（宋教仁、陈其美主张）。三、用井字旗，以象徵社会主义（黄兴、廖仲恺主张）。四、用金瓜钺斧旗，以发扬汉族之精神。五、中山先生所坚持的以青天白日二色旗，再加上红色底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以纪念陆皓东及兴中会诸烈士流血献身之精神。这些不同的意见最后都反映在各地的旗钞上。1922年1月1日孙中山决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取消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并于当日在桂林北伐大本营举行升旗典礼。同年发行有“大本营度支处军用钞票”的旗钞，北伐后还见有西北银行民国十七年版誓师升旗钞，之后这种表现揭竿而起、树新政之威的旗钞形式，除私钞外，官票基本上已不再见了。
民国二十九年“黔西县流通券”见有贰、伍分券，流通券上盖有发行委员会委员从右至左：县政府印、县党部印、县商会印、财委会印、合作金库等五个印章。大家都知道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后，中央对发行省钞的控制很严，抗战爆发后，出于抗战的需要财政部对省发钞有所放宽，但还是有较严格的规定。国民政府于1940年1月20日在重庆公布施行《县银行法》。同年12月6日，财政部才颁行《县银行章程准则》也没准许县发行钞票。贵州省的县合作金库是1938年省政府倡导建立的，是按国民政府实业部公布的《合作金库章程》，由金融部门、农村信用合作社和省政府共同出资组建的农村金融机构。其业务是办理农村合作贷款兼营存款、汇兑及小额工商业放款和代理银行收付等金融业务。也无权发行流通券。在沦陷区的游击区，各省军政部门滥发钞票较常见，但在内陆地区的县敢私自发行流通券到是少见。是什么原因促使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战争的深入，战略物资更加缺乏，日本当局收集各种各样的金属，以供冶炼枪炮炸弹之需。终于连各地市面上流通的铜元铜币都被高价收购了。各地出现了辅币荒。在商品流通和货币交换中必须要有辅币的参与才能正常运转，于是各种代价券在商业发达的上海应运而生。贵州省动员委员会也为防辅币流失、平抑铜元价格，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1月18日公布如下办法：（一）铜元价格以每元6千文为标准；(二)禁止囤积铜元，每次只准掉换1元，(三)如查获私运铜元在3元以上作买卖者．一律没收，（四）如有奸商在省收买铜元者严办；（五）函银行迅速运辅币救济市面。
笔者认为如只是因缺少辅币，这还不应是一个商业不发达的小地方发流通券的理由，因这贫困山区商品流通量不大，而且还有钱庄票作为补充，再说县长也不愿冒掉乌纱帽的风险私印流通券，而且印制的还是连法币都没印制过的国旗、党旗、国徽图案作为券图。究竟黔西县为什么要发行流通券的问题，多年来没能找到较好的理由作解释。后在读了陈明仁将军的自传后①，笔者认为找到了答案：“1940年春又由松滋调入广西参加桂南会战。桂南会战时，总司令是徐庭瑶。他当时有一打算，准备在支持不住的时候，将部队撤退。留在广西境内打游击。他的打算竞通知了各部队的高级军官。我接到这个通知，认为非常不妥。后来由于这个打算，一到紧急关关，便都准备打游击，各自撤退，不顾一切，造成全战场十四个师的大溃败。可是，我这个师没有执行这个通知．一直在前线坚持到底，等待命令、大约坚持了一个星期之久。那时各方面的敌人，都来围攻，我部死伤7000多人，战斗部队牺牲殆尽。直到奉了命令要我撤退．我才撤下火线。我这一次作战，取得了蒋介石、何应钦、白崇僖等进一步的信任。不久，蒋介石在柳州召开检讨会议，各部队将领都受到处分。没有受到处分的，只有我一个人。因此，尽先给我补充部队。补充后，一直驻在武鸣一带担任防守。1940年冬，开到贵州，在黔西大定、毕节—带整训。到达防区后，我颇以整顿社会风气的责任自居、除了整理部队外，并干涉地方行政，禁毒、禁赌很严。”②
可以想像陈明仁的预备二师万余人进驻小县后，由于缺少了辅币，部队士兵的大额钞票花不出去，商品根本无法流通，随之而来就会有违法乱纪的事件发生，这些都是治军较严兼任川南清乡司令部司令官的陈明仁所不愿见到的，还有资料表明陈明仁率师至黔西后，发现县城商店的门开得较晚，连县机关人员上班也迟。于是，他便组织召开政、工、商，学等各界代表联席会，提倡“生活要有规律，城市要有生气，不能死气沉沉”。批评了其它各界人士，痛斥了那些“月月领取薪俸．过着醉生梦死生活”的官员们。他自传中也说“我颇以整顿社会风气的责任自居、除了整理部队外，并干涉地方行政，”所以笔者认为这“黔西县流通券”应是陈明仁主持印制的（必有申报过，有没批准是另一回事），陈明仁是有传奇色彩的将军，在第二次东征时第一个举旗爬上惠州城，蒋介石亲自发号令：“鸣号三番，全体举枪，向陈明仁致敬！”（也是唯一打败林彪（四平战政役）的原国民党将领），也只有这刚从抗日战场下来的人，才会深刻体会到“战旗不倒”对士气的影响，所以只有陈明仁才会印制这种防伪差，但对全县军民极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旗钞、国徽钞，决不会是小县里的文员所为。当时黔西县长为唐绶（在任病逝），刘守刚接任县长职，代理财政科长为宋祝三。商会会长为方其。
有经陈明仁治理好的治安环境，有上级尽先补充陈明仁师的财政拨款，繁荣了当地的经济，县里也有了较好的财政税收，年陈部离黔西后，“黔西县流县通券”应得到回收，再说后来物价飞涨，万物腾贵，中央不断发行百元、千元、甚至万元的大额法币，小额的“黔西县流通券”也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此旗钞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大陆经过这么多年还能留存下来，实属不易。它的存在反映了陈明仁所领导预备二师的一段抗战历史，让我们又看到了当年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与敌人所作的殊死斗争。适逄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谨以此文表达对抗日死难烈士的哀悼。
此文为笔者据史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的分析推测，确切的情况有待于证实和同好的补充。
①陈明仁，字子良，于1903年4月7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市洪源乡洪源村陈家岭。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先在国民党部队任旅长、师长、军长、兵团司令等职，授陆军中将衔。1949年8月4日，与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领衔通电起义，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等职，授上将衔。1972年，陈明仁身患癌症，1974年5月21日，陈明仁因病情恶化，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一岁。
②《爱国名人自述》陈明仁自传
摘自孙彬主编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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