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伍角与四川省改中国农民银行券
张小杰
刘航琛四川泸县人，1921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回川，一直为二十一军效力，当刘湘感到军费困难的时候，刘航琛就为他献过策，发行过粮税契券，等于不兑现的钞票，只能用来上粮纳税，是一种变相的通货膨胀。同时也是一种预征田粮税款的办法，在短期内增加收入不少。他在铜元局任科长时，也建议把老二百钢元改铸为新二百。即是由大铜元改铸为小银元，这便剥削了四川人民一大笔财富，增加了刘湘的财政收入，渡过一时军费支纳的困难。因而到得刘湘的赏识，1927年升为二十一军财政处长。刘湘作了四川省主席，因看中刘航琛的“理财能力”，1934年12月委以四川省财政厅长，1935年兼任四川省银行总经理。
打破了二十年来的割地自雄、各自为政、就地筹饷的西川防区制，军饷由四川省政府发放，当时四川省全省军政各费的开支，需要将近七千万元的数额。刘航琛为解决收之平衡问题实行了：征收田赋一征变成一年四征、整理田地的买卖和典当契照税、杀猪卖肉税、开办营业税……，到了民国二十五年度编制四川省预算时，支出方面已经增加到了八千多万元。
除此之外刘航琛还从通货膨胀方面去想办法，在向中央述职时。汇报四川财政如何困难，必须想出紧急措施，才能渡过难关，否则将来四川军费不能按期发放，出了问题事情就不好办，还借法币辅券奇缺等理由，呈请四川省银行发行伍角辅币一千万元。当时中央恐怕向四川要求补助，同意先向中央银行缴足发行纸币的准备金（现金六成、有价证券四成）后，才得发行，并要由中央银行印刷机关承办。刘航深同意以上指示，但又以四川省印刷所已经采购了一部最新式的印刷机，早已运回安装好了，完全可以印刷钞票，同时纸张亦购买齐了，有此设备而不加以利用，是很大的浪费。如果中央为了严肃将事起见，请由中央银行派员监督印刷。这样就把印刷权抓到手了。于是四川印刷所的印刷机，就开始运转，“四川省银行五角”的辅币券由刘航深签名盖章印发，涌向市场，流通市面。这个发行数额，究竟是多少，谁也无法知道。
在民国二十四年中央实施法币政策以后，纸币发行权控制于中央银行及中国、交通、农民等四个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和各省地方银行一律不准发行纸币，曾经颁布发行条例来加以限制。刘湘、刘航琛除了大量印刷五角的辅币外，还偷偷大量地印刷了四川省银行民国二十六年五元、十元面额的钞票达一亿几千万元，（笔者从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的时间来推断，刘湘印刷这批纸币是准备分离应变之用。）不过这种大钞，还没有发行出来，就遇到抗曰战争爆发，刘湘死于汉口，四川省主席易人（王缵绪上台），刘航琛也同时垮台了。有篇回忆录中描述刘航琛处理这批纸币的情况：“……他情急智生要把这个对他极为不利的情况转为有利，于是以殷勤讨好的口吻向宋子文说：‘我给你们准备得有点东西。’宋问：‘是什么东西？’刘说：‘我恐怕抗战发生后，中央需要大批军费，增发纸币，在所必行，万一印刷不及，怎么办？因此，我用四川省银行的名义，印有一批五元和十元的钞票，给你们准备着，现在交给你们拿去改过银行的名义，盖印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等印章就可以发行了。’宋明知这是鬼话，但同是一丘之貉，他就同意予以接收。”后于民国三十年，在“四川省银行”券上加盖“中国农民银行银行”字样发行。
刘航琛就凭这样无休止的想出种种残酷剥削的办法，的确，不仅做到了“整理四川财政方案”的收之平衡，而且还远远地使收多于支，大有结余。历史上的“聚敛之臣”，刘航琛真是当之无愧！
摘自蔡小军主编的《钞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