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造“假钞”的内幕
沈醉
抗战期间，军统的特务按照正规编制，可以领到经费的，在蒋管区内是一万七千六百人，在沦陷区工作的六千人，在海外各地的是二千人，总共是两万五千六百人，但实际上却要加上一倍。这些庞大的超支，和许多无法报销的支出，往往是由戴笠设法来弥补。他的确是生财有道，不愁无钱可花。除了他以缉私署长身分专缉别人走私外，又兼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长，那是专门公开进行走私与日伪作生意的机关。这样，不准别人走私，而自己可以公开走，公开搞内地禁止出口的物资，由他经手去资敌而换回后方可以赚大钱的物品，从小获得巨额利润。此外，最大的收入，还是伪造沦陷地区行使的各种钞票。在重庆中美所范围的东边，靠近洪炉厂附近，有一排密密围着很长的竹篱、里面又加一道土墙的平房，便是制造这种假钞票的地方。机器是美国运来的最好印钞机，纸张是向美国定制的，和沦陷区行使的钞票纸完全一样，担任印制的工作人员是由昆明中国银行印制钞票的单位等处挑选去的。所造出的成品，连专作假票的一些日本专家也不易鉴别出来。只要日伪发行一种新钞，重庆马上照样制出来。这些成十亿、百亿数字的钞票，经过军统特务的各种组织，很快地运到沦陷区，很快地换成黄金、布匹、棉纱等日用品流入大后方。这些来得太容易的钱，除了作为军统反共、反人民的经费外，还有大量节余可以上交给蒋介石去作其他特别开支。戴笠特别夸耀他这种一举数得的成就。他认为一方面破坏和扰乱了敌伪金融，同时又换回大量物资，更补充了军统的经费，又给蒋介石增加一笔收入。可是受到灾害的却是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由于不断涌现大量伪“伪钞”，日伪政府又不断增发新钞，因此沦陷区和蒋管区的物价象竞赛一样地上涨着。他们除了直接受到日军汉奸的种种压迫剥削之外，还要加上一层来自重庆的灾害。可是戴笠却因此而自居有大功劳，并且解决了军统经费不足、用人过多的种种困难。当时那些临时调去印制伪钞的员工，一经进入，便失去行动自由。裁笠怕他们泄漏机密，不准他们离开，只在生活待遇上给以特殊的优待。那个地方也绝对不准特务接近，直到抗战胜利，才有些人知道。我也只随着戴笠一道去看过两次，其他的时候不便进去。所以知道这一件事的人在军统特务当中还是很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