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银行“集中现金”加字券
张小杰
江西银行加盖“集中现金”和“中央银行江西分行代理发行”字样券，一直未见资料和文章报道。笔者根据一些资料认为是民十六年（1927）四月十七日武汉政府宣布集中现金政策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借集中现金政策和中央银行江西分行之名在江西所发用于军饷的钞票。应属于军用钞票。
北伐军于1926年11月6日攻克南昌,1927年1月继续向长江下游进攻,总预备队朱培德第三军留驻江西，3月“宁汉分裂”, 南京政府所盘据的长江下游，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武汉政府一直因军费浩大,税捐加重,已发生了资金外逃,物价上涨,财政陷入困境。四月十七日，武汉政府不得已颁布《现金集中条例》走上了靠发行纸币来维持开支的道路。中央银行在美订印的大批纸币，又被扣留于上海，不得不借中国、交通两行钞票，加盖“汉口”发行，两行钞票借尽，又发国库券代货币流通。北京上海银行界并于四月二十一日共同宣布与汉口各银行断绝来往。五月三日，南京当局明令禁止武汉中央纸币的流通。这一连串的手段，使武汉物价高涨，纸币贬值，经济财政陷于极度混乱，无法作有效的挽救。使武汉处于极度艰难的地位。
“宁汉分裂”后，朱培德利用了宁汉之间的矛盾，1927年4月武汉政府改组江西省政府，朱培德当了主席，参谋长黄实当了财政厅长，教导团长朱德兼任南昌公安局长。5月初第三军扩编为第三军、第九军，编成第五路军，朱培德任总指挥。担任对南京、安徽方面的警戒。扩编后赣南的杨如轩、杨池生残部，湘西的金汉鼎也带着残兵败将投奔来南昌听候改编。在广州收容杨希闵部属组成的第三军军官学校学生，各方面闲散的云南籍军官纷纷前来投效，这使朱培德完成将近十三个团（包括军部及各师的特种营在内）的官佐配备之外，还有多余，因而又成立了一个教育团来集训这些预备军官。朱培德已经拥有一个总指挥部、二个军部、六个师部。
朱培德的第三军是随李烈钧到广东的滇军张开儒的一部发展而成。营私舞弊、克扣兵饷十分腐败，１９２６年１２月里，那时刚入南昌城不久的第八师士兵为了过期很久还不发饷，拥入师部，把第八师师长朱世贵捆出来，在南昌重要街道上游行了大半天。1927年２月２日是旧历春节，这个月的兵饷，本来应该早发放的。却拖到１日下午５时左右，票面伍拾元和壹佰元的军用票才转发到连部，而连部无法用巨额票面的军用票发到士兵手中，以致当晚的年夜饭不能添一个菜。事实上总司令部和军部堆存着大批银币，特别是总司令部堆存的数字很大。土兵们当然不能忍受这种无理的待遇，胜利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傍晚时分，第七师士兵大呼“到城里要饷去”！入城后，首先把主要的电话线和电灯线割断了。没有骚扰民居和铺户。他们到达师部，把师长办公室和军需处捣毁了。路过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那里的卫兵向他们开枪，他们还击，打伤了几个总部卫兵后，还是绕道去军部。他们分散地走遍市区主要街道，依然边走边向天鸣枪示威。在此情下２月２日（旧历元旦）上午，全师每个士兵发了三块现洋，蒋介石从九江赶来，给第七师师长王均记了大过二次，“从肃记纲”。
笔者认为朱培德要维持庞大的军阀机构，势必需大量的军费。再加上第三军有闹军饷的传统，惟有用原江西银行未发的钞票借集中现金政策和中央银行江西分行之名加盖在江西境内使用，才能维持对部队有效的控制。从加盖“中央银行江西分行”来看应是经过武汉政府要人的默许（当时李宗仁部队与朱培德的部队在九江相互设防），否则朱培德再大胆也不敢胡来。但又确是未经过武汉政府同意与确认，武汉政府和财政部、中央银行无关于发行此券的公告，“宁汉合流”后，1929年1月20日南京政府财政部发出布告：收回汉口中央银行钞票，规定前汉口中央银行发行印有汉口字样之兑换券、伍角辅券按票面大洋数目，十足兑换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2月1日中国、交通两行在汉口设立汉券兑换债票处亦通告：凡持有本行汉券者，向汉中国、交通两行兑换处如数兑换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也未提到回收江西加字券。由此来看武汉、南京政府都否认江西加字券归属中央银行的合法性。
1927年秋江西省当局筹设江西裕民银行,由财政厅发行江西整理金融库券。《中国近代纸币》278页提到用江西整理金融库券以2折收回江西银行纸币。应包括江西加字券。当时朱培德的第三军、第九军还驻江西（1928年春第九军军长金汉鼎率两个军中的九个团，参加北伐至河北青县，同年秋回到江西），朱培德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回收他所发钞票的机会。
江西加字券的左下英文是经理，右下英文是地方长官。从实物号码来看加盖“中央银行江西分行”排在前，但也有排在只加“集中现金”后的，所以无法推断是否武汉中央银行有异议后，去掉“中央银行江西分行”字样，只加盖“集中现金”。
江西银行加字券继“江钞”风潮后又给江西人民和工商业雪上加霜。这件实物今天也是研究“宁汉分裂”和集中现金政策这段历史的很好的资料。
以上观点是笔者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进行的分析，如有不妥之处，请大家给予指正。
摘自孙彬主编的《纸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