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票不应是军票
张小杰
丁张弓良《中国军用钞票史略》将“江西景德镇临时流通券”的商会票划归为军用钞票，现又有将“包头商会金融票”的商会票也列为军票。笔者偏爱军票，为此专门查找这两商会发票资料，所查情况如下：
江西景德镇临时流通券：
一九二六年九月（农历十月初五日）孙传芳残部刘宝提师与北伐军交战败退下来，经过景德镇向朝浙江撤退。败兵过境，勒索钱财，向景德镇商会“借饷”鹰洋壹百万元．限期数天交清，如若不然即让士兵们上街“自由行动”相威胁。而商会长吴简廷迫于事态严重，不敢怠慢，一面讨价还价，商定八十万元；—面在商会召开全镇工商业以及财东富翁多人的联席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了按照不动产多寡比例负担借款数额的原则。要立即拿出现洋凑足八十万元确非易事。当时连黄金、白银、现洋包括钱庄承兑盖印的假洋在内，只实交了六十万元。大部份是钱庄垫付。欠交二十万由商会出具承兑期票抵数。为此军队把吴简廷拘作人质带着—同撤走。在经过市郊四图里菜园途中．吴装死逃脱
败军过境之后，事情并未了结。善后的主要问题是六十万现金一时收集不拢，是由钱庄垫付，以解燃眉之急的，而钱庄付了如此巨额现金之后．市面资金短缺，无法兑付到期票据。如兑付不出，商家就马上倒闭。如全行业如此，会导致整个市场瘫痪。为了解决市场资金短缺，由商会出面发行流通券（当地称保商票），代替现金流通．以解决临时问题。原定发行六十万元。确实发行数额应不止。
早期“流通券”信誉很高，在市面当现金流通，散落到四面八方．直到近邻各县。但是这种现象是短暂的，由于“流通券”的发行并无库存准备金，不久就出现“贴水”、兑付“二、八”或“三、七”搭配等情况。发生贬值，信誉下降。一九三三年，省裕民银行在全省范围内发行票面伍角钞票，景德镇“保商票”因此而被收回。
包头商会金融票
历史背景：北京兵变后，张作霖与退据长江流域的吴佩孚，弃嫌修好。又拉拢阎锡山入伙。退入山东的李景林残部也与张宗昌联合，组成直鲁联军。对西北军随时准备联合发动进攻。冯玉祥面对强敌，为减小目标，缓和矛盾，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4月15日西北军撤出北京，退守南口，8月南口兵败西退，西北军撤退时，韩复榘、石友三部断后，在退却中因与晋军早有妥协（石是晋军总指挥商震的学生），未受追拦，不仅保持了建制完整，而且还坐收渔利，沿途收容溃兵，各由—师扩为三师，部队到归绥（呼和浩特）、包头后，认为此处乃屯兵养势的好地方，遂与商震、付汝钧洽商投晋。投晋后石部驻包头、韩驻归绥，归商震节制。石、韩叛冯投阎不久，冯玉祥于同年9月15日从苏联返国，9月17日五原誓师后冯赴包劝说韩、石回头。冯为策应北伐战争，取道甘肃，援陕解西安之围，后出潼关，会师郑州。西北军于年底陆续撤出包头后，晋军绥远都统商震委满泰为绥西剿匪总司令兼包头卫戊司令。
所查资料：1926年五原誓师后，冯部齐集包头，军用给养，包括粮草、薪饷等皆由包头商务会摊派负担；冯率部离包时，又向商务会借款四十八万多元现款。当时摊派极重，全市损失两千多万元，造成市面上了现洋缺，物资更缺的不正常现象，物价飞涨，银根奇紧，中、交银行钞票也很缺乏。包头商会为维持市面，活动金融，呈请绥远都统商震核准，发行包头商会金融票80万元。由商会（会长牛邦良）主持按各行业殷实商号，分甲、乙、丙等级筹措基金，如数把基金现洋积存在商会，作准备金。直至l 931年才由商会陆续收回。
笔者认为：以上资料与实物上所发时间有所出入，包头金融票实物有两种样式，一种边框有军人图，一种无军人图。笔者暂见年份有民十五年七月三十日、十月二日（阳历为9月5日、11月6日）。资料上只提到西北军离包后呈请绥远都统商震核准所发的金融票，没提到西北军到包后所发商会金融票，但我们可设想一下当年的情景：8月15日在南口下令撤退，大批的败兵涌到包头，不管有无加盖“包头”的“西北银行”钞票也涌到了包头，这时的“西北银行”钞票已不能兑现，废纸一张（如败军拿大额西北票买小东西，商家不光赔物还要赔钱）。为了维护包头的商业秩序和安全，当地的商会必定要与败兵长官协商，由商会发行一定数量的商会票（谁都不愿意拿出银元）以供流通，军人图金融票应是供给军人用的，以利于回收时易区分结算（抵扣税收等），因此也带有较浓的军人色彩。西北军走后此票应回收或给无军人图金融票所替代。无军人图的应是给商家找零之用，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测，有待史料的证实。
清代末年，在戊戍变法的影响下，我国资本主义逐步发展，清廷亦设置了商部，发布劝办商会的诏令。各地陆续筹组商会，当时商会的职能除了协商制订、管理本地市场货物价格；光洋涨跌；调解各行业与经营上的纠纷：转达政府对商民的要求；表达商民意见；向上级请示解决商民的疾苦；维护商民的合法权益；评定税收负担，处理和应付商业市场临时发生的事件；赈饥荒济……外，还有一样很主要的就是接待、慰劳过境军队或驻军；完成各种军政公差；拟订摊派经费数额；甚至两军调停谈判都由商会出面。那时军阀混战，军队过境频繁，地方长官也随各派兴衰而更迭。只有商会能代表地方的民意，所以商民和军队都需要这个组织。从以上两个史料可以看出商会的作用。
商会是民间群众组织，不是经济实体，正常的情况下是不能发行钞票，它所发钱票必有其特定的原因，且是要经政府、特别是商家的同意，有一定的准备金和相应措施。军人用商会之名发票的可能甚微，如有商民也会拒用，这两商会所发钱票，主要是因银根短缺，无法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不能因其给军队筹垫饷糈，就划归为军票，这样有点太迁强了。在军阀混战的时期，这样的情况应不会少，可能其它商会票也是因此而发。商会票即不属政府票，也不是商业票，是有其独特性的票，还是保持其原来的本色为好，当然这只是个人观点。
笔者原不太重视商会票的收集，经这次史料查找，深感商会票都是当地政治、经济所发大事的反映，每一商会票也是反映这段历史极好的实物资料，应重视商会票的收集和研究。
■附注：要交稿时又找到引冯玉祥入基督教，并亲自为冯玉祥施洗礼的牧师、冯的名誉顾问刘芳的回忆，较详细的描写了“包头商会金融票”发票的经过，早知笔者也不用费心去推测，庆幸得是与笔者的推测相近。懒于再改，附上以还其本来面目，也算是刘芳给此票补发的“出生证” ：
一九二六年初北洋军阀直、奉、鲁、皖四系合流，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褚玉璞等人连成一气，共同对付冯玉祥，冯愤而且通电下野，出国赴苏联考察，由张之江代理西北边防督办。四月，直鲁联军进逼北京，西北军退守南口。八月，又向绥远撤退。我随张之江向包头撤退时，路过平地泉，下车时，市面还照常买卖，上车时店铺都关门上板，饭馆连锅灶都扒了，原因是西北军败了，西北票不值钱了。到包头后，情况更为严重，买不到吃的东西，买不到男人穿的鞋，鞋铺只卖妇女和小孩的鞋，军队给养大成问题。我和张之江每天只能吃到小米饭就老咸菜。我和张之江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向他进言说；“这样下去终非长久之计，不但军队将士活不下去，恐怕连督办也得饿死。”我建议张之江召集县长、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和商会会长等在一起开会研究，会上我向商会会长说： “如果是别的军头，一定会强迫商会摊派款项，冯将军的西北军却一向是爱民、不扰民的”。我当场拿出五十万元西北票，请他加盖商会会章，以便在当地流通使用。商会会长认为票面太光滑，盖章后容易换掉或褪色，便由商会现印了五十万元钞票，由县长．警备司令联名出告示，准许在当地使用。当地百姓信任商会，愿意使用，这便给张之江的军队解决了难题，以后冯玉祥在陕西一带也曾照此办理，推行过这种办法，颇见成效。
■另付上西北军军需处长过之翰回忆“五原誓师”后的收税筹款，也是刚出炉的：
……又值九月天气，塞北寒冬即将到来，军需处长过之翰瞻望前途，困难实多。次晚过即同冯总司令面谈，陈述己见，认为责任太重，恐负担不起。……冯随即把他要到包头住些时日，以召归旧部、筹集银饷的打算说出来。过听了此话，愁容顿开，脱口说道：“这真是好办法：一则可以把韩、石、陈等部拉回，令向西开，避免夜长梦多；二则京绥路半年多未通车，车站附近堆积的兰州水烟很多，用预征的办法先给税票收款，补充服装和药费，再向商务会商借若干款购买军粮，住上一两个月就能把这个难关度过。冯听过说完，就说：咱们就这么办，决不更改，但是你也不要辞职了。”
摘自王宣瑞主编的《专题集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