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

原军统文强回忆：

更妙的是宋子文身边得力捞钱手贝祖贻，精心献策，收集敌伪各种钞票的样品，到美国仿印了一批日伪暇钞票运回，然后到敌伪区去使用。后来经过一番核算，假钞如此笨重，运费很贵，不如购买印钞机在渝自印。这就是后来在重庆缫丝厂大量印制假钞，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交由第一战区调查统治室主任张严佛保管和运用。此后，深入敌占地区收购、抢运物资的资本，边区各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将领的开支等等，都在源源运到的假钞中开销。汤恩伯接受了多少假钞，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汤派其军需处长胡静如及驻洛阳办事处长韦鲁斋，到界首设有抢运物资大做生意的机构。在这个问题上，汤、戴也是不分家的。汤恩伯武装走私，抢购，抢运，没有去不到的地方。据我身边的张树勋、陈旭东向我说过此中奥妙。他们说：“钱可通神，还要加上权可通天。”通天者，是汉奸们要脱下汉奸皮，就得通天通到蒋介石那里，戴、汤两人都能通到，合力去通，万无一失。因此，他们在进入敌伪区抢运物质的同时，还对敌伪文武官员进行收买。他们收买过汪精卫的军政部长鲍文樾，驻商邱的皇协军长张风峰，驻开封的汪伪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汪伪驻新乡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等，甚至还派遣陈旭东去“满洲国”收买过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总之，他们对待汉奸群中的大头，不论是文的武的，不论是汪伪系统的，还是华北王克敏系统的，抑或是“满洲国”张景惠系统的，一律假传圣旨封官许愿；必要时，先发通天委任状或证明书，如此这般一来，当然路路皆通，反正受灾受难的是沦陷区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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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剑客

哈哈！以偷制贼！

十万大山

不知印刷和用出有几多啊！无本生意好！！！

十万大山

『转帖』外一篇 来自台湾特高课的特工之花

　　林一平，台湾人，东方谍报史上一个如同变色龙一样的神秘的人物。林一平、林介之助、林顶立，都是他在不同场合使用的名字或者代号。提到林一平这个名字，大家都比较陌生。那么，林顶立呢？如果在台湾提到林顶立，那应该是不会陌生的，他虽然后来做到台湾省议会副议长，《全民日报》、《联合报》的老板，但是他的形象在台湾也有阴森可怖的一面，
　　“军统台湾站站长林顶立”，这是一个不祥的名字。

　　不过，抗战中的林顶立，却是特工中的传奇人物。他公开身份是日本在台湾警视厅特高课的高级特务，而他真实的身份，则是中国在日本特高课中最出色、最隐蔽的双面特工。这是一个黄皮肤的左尔格。

　　台湾人在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中贡献的血性男儿并非少数。1912年，同盟会员罗福星发动众友会起义，1930年，雾社起义，1937年，抗战开始第一年，就有李友邦将军为首的五万名台湾人内渡投入全面抗战。这位表面上换了日本名字，讲的一口流利日语的林顶立——林一平，就是一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型台湾人。因为他精明干练，从少年时期就被日本在台湾的组织看中吸收，不久转入警视厅，林以精通各种特工手段，做事机警敏捷，熟悉华人情况而不断得到重用，1931年成为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

　　但是林实际上对作汉奸深恶痛绝，曾经设计潜入大陆，报考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政局动荡，英雄无用武之地，才不得不返回台湾，暂时栖身。这期间，林结交各路黑道大豪。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林顶立这样在中国黑白两道通吃的优秀人才，更得到进一步的重用。日军派遣林前往刚刚攻占的厦门，担任日本在福建的“太上皇”、大特务泽重信的副手，作为日军切实掌握福建沿海地带的一着重要棋子。

　　林遂借此机会，先访香港，拜谒陈策将军，提出携带日军机密情报反正。

　　戴笠得到林顶立，如获至宝，他果断的决定，林不要暴露身份，立即前往福建上任，并任命林为军统闽南站台湾挺进组组长。年底，军统特工设法为林在厦门设立了秘密电台，从此，高质量的日军情报源源不断从林顶立处汇入军统。

　　这样一个原特高课高级特工的反正，其价值对中国方面来说不可估量。

　　林顶立对军统的巨大贡献之一，是从内部挖到日方底牌，为军统的“对日经济战”提供了保障。

　　从抗战开始，戴笠的军统就奉命对日实施经济作战。戴对经济作战一窍不通，因此在军统内成立经济处，网罗专家进行实施。戴本来是布衣出身，不免在对“专家”问题上犯现在很多公司共同的错误——学历第一。他请来的第一任经济处长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博士费同泽，费博士学问是好的，但是却没有实际应用经验，所以经济战进展很糟糕。戴还算聪明，一看这戴眼镜的不行，马上换人，架空费博士，任命出色的对日经济学家邓葆光担任副处长，负责实际工作。

　　邓是经济战的天才，而且熟知日本经济，他曾经准确的推断出日本将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断依据就是日本各种物资的储备和消耗，令重庆叹为观止。他指挥的经济作战也别开生面，是以制造伪钞为主，一箭双雕。

　　邓认为日本占领中国华东华北地区，目的在于进行经济掠夺，因此，制造大量伪钞，和敌人争夺物资，就成为有效的经济战手段。当时，银行家贝祖贻是军统在上海的暗线——此人，大家有印象么？他儿子很有名，叫做贝聿铭，就是在香港造中银三棱刮刀大厦的那位——利用职务之便定期收集日占区的各种钞票交给军统，戴笠便下令在重庆巨额仿造，而后通过安徽界首武装偷运入日占区，疯狂抢购各种物资，并用来贿赂拉拢伪军将领。这一手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物资大量流失，物价飞涨，因此日军在特高课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反经济作战，不断更改钞票，增加检查手法，意图恢复对占领区的经济控制。

　　这样，军统的假钞经常被查获，而如果伪军将领使用假钞，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庆的联系。
　　自从林顶立加入，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特高课每发现一种新的假钞，或者每策划一种新的检查手法，林都能从内部预先获得消息，提前通知军统，因此军统的印刷厂马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日军虽然变化万端，依然防不胜防。

　　这套经济作战贯穿整个抗战，它破坏了日本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为重庆获得了大量急需物资，同时——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养活了日益膨胀的军统。据邓葆光的报告，每年军统利用“经济作战”获得的财富达到几万根金条，当时军统的富有连蒋委员长都始料不及。而其他的部门比如中统虽然几次试图分一杯羹，一来遭到军统的打压，二来仿制的钞票经常被查获，始终不成气候。
　　

星星

对日经济作战室，由戴笠亲自掌握，王抚州任主任，我任秘书，张冠夫为会计，姜更生为译电员。该室负责推销伪中央储备银行及联合难备银行的假钞票工作，这是戴笠提出来，由美国代印，运到重庆中美所洪炉厂一所单幢房子改装分箱，交货运局汽车队送往敌占区，抢购商品内运。

运假钞分南北两路。北路运华北联银券，由重庆运老河口转河南界首，交给接头人叶震，由商邱偷运入沦陷区，交伪军张岚蜂使用。由于美国印的伪钞纸张好，票面又新，一上市即被敌宪兵队发现，第二次运商邱，车辆和假钞被扣，人员被逮捕，北路就此停运。

运往华东的假中储券，先用汽车运江西上饶交石仁宠，然后转运浙西淳安，由货运员浙江办事处张性白负责向敌区抢购物资。后来改用中美所飞机运上饶转东南办事处李崇诗，交给游击队向敌区抢购物资。浙江省缉私处长赵世瑞得知真情，也参与推销，所得归已有，被戴签知道后，将其扣押，直到戴笠死后才释放。当时戴笠一方面拉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干特务，一面推销假中储券，破坏周佛海的信用，戴解释说拉用是为抗日，发行假中储券也是抗日。这一工作由戴笠和张冠夫掌握，推销账目只有张冠夫知道，后来也被敌人发现，不得已将假钞用浓茶泡几天，使票面变旧后使用，但也只干了半年就停止了。

星星

一九四三年秋，戴笠到东南一带视察，恰好浙江缉私处查获中统人员从敌区运进私货，内夹带大量法币，企图收购后方贵重商品运往敌占区。戴笠如获至宝，即用专机特全部人犯和法币押送重庆，并请中央银行认真鉴定，发现金是伪币，案犯供认是受中统上海组织的命令行事，且已运过多次，并供出在上海的接头地点和接头人。根据案犯提供的线索，请杜月笙帮助查询，得知接头地点是日本特务机关的联络点。原来在上海沦陷时，中华书局把代中央银行印钞票的铜版运存香港，香港沦陷后被日本特务发现，印出大量钞票，交中统地下特务运进后方使用，企图扰乱后方经济。戴笠将缘由原原本本地向蒋介石汇报，蒋大怒，立即撤销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职务，枪决人犯，从此中统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