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家银行与中华建设银行
商人家庭出身的阎锡山在众军阀中较懂经济，他在其领地的经济方面实行了许多罪恶措施，尤以金融为甚。阎鼓吹“权就是钱”， 纸币是“口吹大洋” 。因此利用各种机会发行各种五花八门的钞票。在中原大战中除了成立总司令部印制军用票外，还准备在北平“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后，另立新“国民政府”发行新的国家货币，而成立了“中华国家银行”。另外还成立了他的私人银行“中华建设银行”。
中华国家银行
中华国家银行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8月1日开幕，行址位于西交民巷一号，徐一清为总经理(阎的岳叔，当时还是山西省银行经理)，齐圣五为协理，温相臣为业务主任，李生有为会计，资本由山西省银行调用，准备印制发行兑换券五千万元，兑换券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八种。已印制纸币五百万元。
在急转直下的战场形势下，阎为了挽救颓势，增强号召的力量，决定不等待国府组成而先行就任国民政府主席。1930年(民国十九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锡山选定“五九”飞龙在天的良辰吉日宣誓就职。就职仪式在怀仁堂举行。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东北军入关，消息传开后，是日北平山西省银行、中华国家银行关门；天津河北省银行、山西省银行发生挤兑。20日，阎锡山拨中华国家银行现款数万办理兑现。该行于21日晚结束．末兑尽钞票由商会代兑。并于９月２０日奉令移设太原，于１０月３日在太原鼓楼大街前中国银行旧址继续营业，１０月１０日阎在太原发布公告，在山西省发行中华国家银行“北京”字样一角、二角、一元、五元、十元兑换券五种，该行钞票随时径往该行兑现。但省钞价格跌落,各种货物续涨，官方虽布告令各商家降价,均无效果。阎锡山为整顿山西金融，连日集议维持省钞办法, 10月23日,太原总商会召集20个商行会董开金融合议，请省政府借给现详100万元，由太原总商会担保,一年为清还之期，一面由国家银行发行钞票100万元，由总商会烙印,当现金通行市面，不得折扣，随时兑现,一年收回。阎锡山 “并言及国家银行发行纸币一百万元，在各地流通使用，不兑现，其准备金借给各县殷实商号，此法我想最好，因拿一元钱，就顶两元钱使用，并且借贷之外，还以八厘生息1” 阎后于11月29日下野离晋，该券停用。
现只见中华国家银行“北京”字样一元、五元、十元兑换券样票。
1930年当蒋阎在中原交战时，阎锡山命天津市长崔廷献拨款100万元，由买办邓扬洲经手，存入英商麦加利银行。原拟备作中华建设银行资本，后因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参加他的集团，阎立命提出50万元，给汪使用。余下50万元，即正式作为中华建设银行的资本,在天津开设中华建设银行。中华建设银行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9月1日开幕，9月18日即宣告停业，这个银行开办只18天。总经理徐一清，经理黄益臣(原在天津市官钱局)，协理王会仁(字子寿，原山西省银行北京分行经理)、李良师、阎达仁(阎锡山的侄子)，三人均是山西省银行北京分行的重要职员，以后实权也操在这三人手里。该行结业后，转入地下在津隐蔽，在中国银行津址办事，由曹献廷、麻守贞等在日租界一个当铺内整理帐目，在津的有业务主任李良师、阎达仁、李政敏、曹献廷、麻守贞等，该行原有六七十位职员，大部陆续遣散。
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由大连返晋，重掌政权，即由以上原班人，在天津旧法租界32号路泰丰里2号，开设天津亨记银号，作为阎氏私人企业。余下资本40万元(原50万元，开办花费近10万元)，，当时可折实黄金5000两，以10万元出面登记资本，以30万元为后备基金。仍以黄益臣为经理，王子寿为副经理，后来实际负责人为阎达仁。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亨记银号即行收缩，并将大量资金移转太原，太原沦陷，阎达仁携带该号集中后的全部资金逃住四川成都，并在那里改名为成都川记商号，囤积实物，运销各地物产，并在重庆、昆明、西安、兰州、汉口等地设有分号。1943年春，阎命令他的私人企业，如川记商号(即原亨记银号)、德生厚银号、源积成银号等把资金集中起来，合成一个山西军用实物补给处，主任委员徐西川，副主任委员阎达仁、卢培庭，处址设在西安，依旧是囤积物资。山西军用实物补给处，在日寇投降后回到太原，改为绥西垦业银号(原绥西垦业银号于1932年8月成立，抗战开始后结束)，阎达仁任该号协理。
现见有中华建设银行壹角、贰角样票，此票应未发行过。
摘自孙彬主编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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