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财政益显支绌，中交两行垫款有增无减。这时，交行总理梁士诒与中国银行密商应对之策，力主发行不兑现纸币，藉图堵住库存现银继续流失的危机。不料消息走漏，大军阀、大官僚抢先提取现银，引起市场震动，京律两地相继发生挤兑风潮。北洋政府急于1916年5月12日下令各省停止兑换现银，两行库存现银一律封存。这时，中交两行流行市面的钞票共计7000余万元，而库存现银只约2000万元，政府下令停兑，无异宣告财政金融破产，立即造成市场纸币充斥，现银逃匿。人们纷纷抛出纸币，抢购商品，致使物价上涨，币值下跌，投机盛行，两行信用一落千丈。
中行上海分行接到电令，张嘉璈与宋汉章熟商后，毅然决定拒绝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照常办理兑现、付存。
交道银行上海分行则已决定遵照北洋政府命令不兑现、不支付存款，实际是停止营业。在其影响下，5月12日中国银行一开门，等待它的当然是一场挤兑现银的风暴。据张嘉璈日记记载：“余自寓所到行(汉口路三号)，距行址三条马路，人已挤满，勉强挤至门口，则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钱或五元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这一天兑现者有2000余人，第二天兑现者仍不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应休息，但仍照常兑现，并登报公告，人心渐趋安定，兑现人数减为400众人，第四天是星期日复宣布开门半天，兑现者只有100余人，风暴安然度过。
为了应付这场风暴，宋汉章、张嘉璈核计，上海本地地名的钞票(当时惯例，钞票上印有地名，上海分行对印有上海地名的钞票负责，对非上海地名钞票则无责任)为400万元，其中250万元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自己直接发行，150万元系同业领券代为发行。当时库房里有200多万元现银准备，尚恐不足应付按兑，于是同外国在沪银行订立了200万元透支契约，后来挤兑者减少，这笔透支并未动用。
应付挤兑是对金融业的严峻考验，风暴一过去，上海中国银行的声誉立即大大提高。有钱的人和从事工商贸易的对它信任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