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军与国民军联军钞票
最近江苏省钱币学会出版的《中国近代纸币史》和《中国历代货币大系9期》丁张弓良“民国时期军用票考述”，将 “陕西富秦银行” 民十一年加盖“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印”的钞票，认定为是冯玉祥于1924年10月9日北京兵变时所发的军票。笔者认为此票应是五原誓师后，国民军联军刚进西安时发的钞票，现将笔者的看法与大家商榷。
1、史料记载的“北京兵变”和冯玉祥在《我的生活》回忆录中“首都革命”的队伍都称之为“国民军”。冯回忆：“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棚中举行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而国民军联军是冯玉祥1926年9月16日在五原商定的。冯回忆：“那天下午到达五原。……当日和一军朋友见面，三军孙禹行二哥那时亦在此，五军方振武，六军弓富魁，二军亦有几位朋友，都—一会见。大家各谈别后情形，他们一致推举我就总司令之职。随即开会，正式公推我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9月17日中午举行了誓师。“国民军”和“国民军联军”是冯玉祥在两个不同时期领导部队的名称，不应混为一谈。该券加盖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印”字样，本身就很清楚的说明了是哪个时期的钞票。
2、冯玉祥于1921年8月任陕西督军。1922年4月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冯率部抵河南参战，5月因战功被任命为河南督军。1922年10月31日调任为陆军检阅使。冯北京兵变时没可能用陕西的钞票加盖，要用也应用河南的钞票加盖。北京是当时的金融中心，而且是由国民军组阁的，不会缺军饷，没有必要发行加盖军票，扰乱自己经济秩序。
3、柏文在《百草集》594页“‘由五原到了西安，沿途大烟也卖完了，军饷再濒绝境。还亏薛子良(笃弼)想个穷办法……从旧藩库遗留的前陕西富秦银行未及发行的一批钞票，加印上流通券戳记使用作为军饷。’这是冯玉祥对李组绅所说的话。”笔者认为此加盖票先发，所以与后成立“驻陕总司令部”“财政委员会”发钞票的盖章不完全一致。
以上观点都是经过查找资料所得。在查找的资料过程发现有的史料以上的三本书未提到，现将与纸币有关的录入与大家共享。
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６日，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进入西安。鹿钟麟为总参谋长（后易石敬亭），过之翰为军需处处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刘伯坚为政治部部长，聘乌斯曼诺大为政治军事顾问。国民军各省驻军总司令，各省政府，承联军总司令命令，分管一切军政、民政事宜。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１９２７年１月成立，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下设参谋长、秘书长、副官长、建设厅等，在今西安西大街社会路办公。
冯玉祥回忆：“我到西安不久，和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于右任">于右任ersonName>先生……慢慢把驻陕司令部也成立了起来。……均交请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于">于ersonName>先生全权负责，…… 我们所感到的困难，主要地是在财政方面。这时成立了一个财政委员会，由薛子良为委员长，主持一切。……薛子良一筹莫展，常常被逼得要喝大烟自杀。……最后实在无法可想了，只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运城办了些纸张，拿来以石印印了一百万元的军用券，票面写明国民联军的字样，以备民间日后可以兑换现款。此事由薛于良主办，三万、四万分发给出关的各部，以为开拔费用。这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一出陕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无论怎样解释，也不能引起人民的好感和信任。于是票子慢慢由一元落到七角，由七角落到三角，最后弄到一文大钱也不值的地步。那时北伐军已经打到南京，宁汉分家已经开始，我请武汉政府设法相助，武汉方面不理；向南京请求帮助，南京也无暇顾及。他们各为自己的问题苦恼着，管不到别人的事。后来此项军用券商由铁路局收用，始渐有起色。”
这段回忆生动的描述了应是“国民军金融流通券”（军粮券等应在内）的发行、使用、回收经过。对于国民军联军所发的钞票能有进一步的了解。
备注：薛笃弼（１８９２— １９７３）山西运城人。字子良 山西法政学校毕业。1９11年入同盟会。１９１４年后，任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秘书长兼军法处长。１９２２年任陕西财政厅长、河南财政厅长。１９２３年后，历任司法次长、内务次长、甘肃省长、河南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民政部长、内政部长、卫生部长、行政院全国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水利部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律师协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９７３年在上海病故。
摘自孙彬主编的《纸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