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革命军第一票
张小杰
孙中山早期在海外筹饷印发了多种票券，其中1906年革命政府百元债券，为何只印英法两种文字？后又为何在票上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和“中华国商民银票”中文字样？这些都引起诸多研究者的注意，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现笔者据史料也谈些新的看法与大家商榷，希望能还其历史的本来面貌。
“1905年10月7日，孙文自横滨乘法国邮船赴安南（越南）。当船泊吴松口时，驻天津法军参谋布加卑，奉法国陆军部部长之命求见，转达法国政府对中国革命愿为效力等语。孙氏抵达西贡后，有法国人李安利（即郎尼）谒见，晤谈多次。孙氏委托他在巴黎印制一宗债券，以充革命经费等用。……1907年11月孙氏筹划镇南关起义，电冯自由将存香港之债券，全部运安南备用。12月2日革命军占领广西镇南关。 次日，孙命田桐、谭人凤、何克夫、谭剑英赴河内。冯将债券交他们四人带往面交孙氏。待至海防，由于事先未联系妥善，致被查获债券，四人被扣押。经与法安南总督交涉，才允发还债券（存于孙氏河内总部）。……先后到新加坡。……孙氏乃将所存债券付之一炬，留百余张交张永福保存。”①
所见有关百元债券即中华革命军银票的报道都源于张永福、冯自由的回忆文章，看后总觉得回忆文章里缺少了点什么。笔者认同马传德、徐渊《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书中“中华国商民银票及中华革命军银票应是在武昌起义之前”② 印发的，不是1911年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发行的观点，但对书中“由于当时在东南亚的筹饷之地，有不少是英、法的殖民地，故债券两面分别印以英、法两种文字。为便於在华侨中筹饷、在参战的革命军中发放及备于在商民使用，所以又加盖了中文的‘中华国商民银票’及‘中华革命军银票’字样。”③的观点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孙中山印制英、法文的百元债券，是与法国陆军部部长求见孙中山，转达法国政府对中国革命愿为效力有关，孙希望英、法上层也能像某些日本财阀一样资助中国革命，这批债券应是准备用于在洋人中筹款的，因同时期已印发有中文的捐款军需凭券（见《辛亥革命时期货币》15页）。再说当时东南亚的华侨都是文盲出身，中文都不懂多两个字，就不要说两国洋文了。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字样后的债券就不应再是债券了，而是银票，也就是钞票了，由于没有流通渠道而且面值过高，也就更不可能再用于华侨中筹饷了。所以后来才会烧毁。
到底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后的债券用在何处呢？孙中山在镇南关起义前将存香港之债券运安南备用，应与镇南关起义有关，为此笔者专门查找镇南关起义的有关史料，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笔者认为能解开此迷的资料。
同盟会成立后即着手商讨开展武装斗争计划。1906年秋冬，孙中山和黄兴、章太炎等编定《革命方略》，规定了同盟会纲领的实施计划和其他各项具体方针政策，其中《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国军民之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8个文件，则是作为各地开展武装斗争的指导性文献，供起义时发布④。1907年3月．孙中山决定将同盟会总部从日本迁至河内甘必达街六十一号，以便直接指挥实现粤桂滇三省军事计划，当时同盟会主张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实行武装夺取政权，并于11月筹划了镇南关起义。
梁烈亚在《镇南关起义回忆录》中有较祥细的描述：“王和顺在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孙中山">孙中山ersonName>先生亲到文登、文渊视察，并见了李福田后，便积极与黄兴、胡汉民等重新订定起义的行动计划，约略如下：(一)分水陆两路进军，水路由龙州、太平至三江口；陆路由凭样、宁明、上思至宣化属的迁龙司、大塘，会合十万大山、钦州各地的民军，袭取南宁。中途各地区由梁植堂(花名相貌四，运输工人出身，在三点会任堂值事，会众呼为值堂，遂以植堂为名，与王、黄、梁为兄弟)、黄简初(罗阳司官)、韦云卿等招集民军响应。(二)取得南宁后，即建立中华国民军‘军政府’，以孙中山、黄兴为正副大元帅，宣告中外，并行使军券。(三)在南宁、武鸣、上林、贵县、太平、果化、平马、隆安、钦、廉等地广招民兵入伍，扩大武装力量。(四)由南宁分兵袭取桂林、梧州，入湖南、江西、广东，与各省革命军会合，推翻清廷，建立民国。”⑤
从当时孙电冯自由将存香港之债券，全部运往安南，后又让人面交在镇南关的孙来看。笔者认为以上计划中的第二条：取得南宁后，建立中华国民军“军政府”所行使的军券，应就是“中华革命军银票”。当时来不急再专门印制军票，唯有动用现有的百元债券（债券筹款效果应不佳，放着也没用），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字样，准备在建立 “军政府”后使用。也正是由于其面值过高，才要在成立“军政府”后似柏文所认为的“革命军军方当局用来向当地银钱业、商会等组织，作为抵数，换取通用货币行用” ⑥，那时革命军已取得了政权，有没收的官产和税收作保证，有了信誉，此票才可能顺利流通。
至于加盖“中华国商民银票”字样的债券，笔者认为是制作加盖字样时的样票，当时应是制作了“中华国商民银票”和“中华革命军银票”两种样票（由于债券不是本身印刷的，加盖时是随意抽取，所以样票号码不是000000），在定夺时，选用了在非常时期有威慑力的、利于稳定局势的、便于行使流通的“中华革命军银票”，废弃了较适宜在和平时期流通的“中华国商民银票”。所以现才只见一张“商民银票”。
“中华革命军银票”是孙中山与黄兴等制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事用票”方针⑦后的首次实践，也是孙对法幻想破灭的反映。这先是债券后是银票的珍贵革命文物可称得上是“中华革命军第一票”，它比有人称之为第一号票的“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样票制作的时间要早，虽因故未发行，但也不是在设计中的样票能与之相比的。它也为以后辛亥革命的各地军政府应急发行“加盖”军用钞票起了个示范作用。
孙中山也从百元债券中吸取了西方的先进经验，印制债券像钞票一样较规范的做法和两面印制两国文字的经验也在后来“中华民国金币券”中得到应用，改变了原印发债券随意填写中文金额的中国传统旧作法。
以上观点是笔者根据当时的史料而进行的分析，如有不妥之处，请大家予以指正。
①柏文《百草集》495页
②③马传德、徐渊《辛亥革命时期货币》13页
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119页
⑤《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七集285页
⑥柏文《百草集》492页
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307页
摘自王宣瑞主编的《专题集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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