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六年......当时广州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除港纸最为大宗外，其他还有桂纸(李宗仁、白崇禧盘据广西所发行的)与国内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公债，和十元面额的中央停兑钞票，根据记忆所及，那时的桂纸约值票面额的七成，第一次国内公债为八成，第二次为七成，第三次为六成。停兑的十元中央钞票(又名“旧十”)约为八成。
那时的金融市场，都因为经营银钱业的银号集中十三行一带，他们在西荣巷组织了银业公会，就在公会内成立交易所，由公会发给各银号两张入场证，凭证进场交易。
在交易所内进行的，是些买空卖空，当一个交易成交了，好友和淡友就互相结算所赢得的或输了的数目。这一次交易就算一个“盘”。
参加这种投机的，表面上是银钱业界的人物，但他们背后还有政府官员。事实上，不少银钱业的商人，也千方百计地拉拢那些政府官员，因为透过这些官僚政客，对于时局的发展较易得到“行情”，有利于他们进行投机倒把。我当时在广东财政厅任沙田登记股长，通过十三行裕源银号，也音插手过进行炒买勾当。有一次因抄买桂纸亏了本，自己心里非常懊丧，千方百计地想法捞回一把，以填补亏损。于是向银钱业界人物了解，看有什么不值钱的纸币可见炒起来的没有？据他们说：不值钱的纸币只有省立广东省银行所发行的兑换券，人们把它当字纸生火，或给儿童当花纸来玩，就算论斤出售也没有人要。因此，我就在这种纸币上打主意。
二
我为了彻底了解省立广东省银行兑换券的来龙去脉，当时利用自己的职位，向财政厅第四科金融公债股调阅有关它的卷宗。知道这种兑换券是粤军队从闽回粤后，孙中山命广东省银行行长程天斗发行的。在发行时，孙中山说过，省立广东省银行所发行的兑换券，是现兑的。就是说：并不是由发行的银行先行贮备准备金而发行，而是由于人民携带银元不便，拿银元到银行兑换这种兑换券，以便携带和交收。所以兑换券发出多少，银行就贮备多少银元。它的贮备金是百分之一百的。发行后携带更利，商民乐于使用。由于陈炯明的叛变而致停兑，因而当时人们曾称之为陈炯明银纸，又因人们对陈炯明叛变退出广州，虽负隅顽抗，而重占广东绝望了，故对这种纸币也特别歧视，认定这种银纸永无复活希望了。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曾命省长廖仲凯召集各法团，组织维持纸币委员会，宣布维持兑换券的使用，并回笼一部分但不久刘震寰、杨希闽又叛变了，这种券值的维持又成泡影。
根据档案材料，这种纸币是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纸质和颜色都相当讲究。当时印制总数为三千二百万元，面额有一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和一元五种。实际发行数目约二千万元左右。孙中山回粤进行维持时，收回了约一千万元，加上水、火灾损失，估计在市场留存的，不足一千万元。 ’
由于这种纸币长期不为人所过问，所以在广州金融市场上，只作为废纸处理。然而实际上政府却从来没有正式宣布过这种纸币作废。而且在—九二八年的时候，广东省和广州市商会，曾经一度联名向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渍求维持该纸币。当时部长宋子文批示说：“听候库贮充裕时再行办理”。换句话说就是承认这种纸币还是有效，只是耍听候库贮充裕时才能兑现而巳。所谓“候贮充裕”不知候到何时，以后再没有下文了，因而这种纸币便长期睡在“故纸堆”中。
三
我根据所了解的材料．认定这种纸币是可以炒起来的。于是着手部署计划，按步实施，先行将自己手头积蓄，扫数通过裕源银号，以二十八元买一万元的贱价，买进了十多万元。第二步，我把炒起计划告诉一些“围内朋友”，也叫他们买进一些，鼓动投机。不少人也以为有大利可图，纷向市场上进行搜购。当时，各银号虽然敏感，但又不知内幕，只是奇怪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多人搜购这种纸币。在供求法则下，这种废纸的价格，开始逐步上涨，不到几天，已涨至名万元值二、三百元了。我继续实施第三步计划，将省立广东省银行成立经过与发行兑换券经过和数量与停兑后维持经过，并政府应予维持理由，写成说帖，用腾写版油印数十份走访当时广州市商会会长邹殿邦。
我在说帖上，列举必须维持这种纸币的理由有四大点：第一、既然财政部批示听候办理，说明这种纸币并没有宣布作废，而照今天国库情况，维持它的信用，有充裕力量，应该履行诺言。第二、这种纸币是孙中山先生手发行的，中山先生生前为了减免人民损失，普一再高法维持，只因当时革命政府力量有限，未能完成愿望，今天政府有责任完成中山先生末竞之愿。第三、该纸币在市场留存不过一千万元左右，在人民来就是不少数目，但在政府来说，数目并不大，如政府能体察人民痛苦，是有足够力量的。第四、这种纸币是政府发行的，如政府顾自己的信用，实有维持之必要。
邹殿邦一边看我的说帖，一边点头，看完以后，竟拍案叫好。他锐：“我自己开的广信银号(在西荣巷网内）也还存有这种纸币几十万元，我一向忘记了，现在看了这个说帖，使我如梦初觉。你现在把这些说帖全交给我，以便分送商会各委员，造成舆论，然后再向政府提出请求。”
本来，邹殿邦和商会各委员，不少是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倒把之徒，各委员见了我的说帖，也多以为政府维持这种纸币，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问题。于是，他们也向市场进行搜购了，他俩本钱大，按期数量也大。因而兑换券的价格迅速上涨。几天间，每万元涨至一千多元。那时候，我如果愿意把自己手上以贱价买来的十多万元放盘，本来已可获厚利。但当时自己仍以为末足，还有进一步的计划，通过香港工商日报驻广州专访记者谭孔熯，向香港报界发了一条专访消息，说广州商会将向政府申请维持停兑的两种纸币，—种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十元面额的钞票(市场上做旧十，成交值八成左右)；一种是省立广东省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并在文内申述兑换券的发行、停兑和应予维持的理由详细介绍。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造成社会对这种纸币有恢复的幻觉，另一方面是有意识地把当时市场上八成成交的“旧十”与“兑换券”并提，借以提高兑换券的身价。第二天，香港工商日报见头条新闻，特大字体列出这条消息。那时的香港工商日报每天运来广州市销售的为数不少，在香港发行份数更多，金融界对该报有信赖，影响大。
消息刊出当天的早晨，香港的“炒友”对这种纸币另眼相看了。他们从炒桂纸与公债转移炒这种纸币，使得金融市场有省立纸的成盘了，而且成盘的数量比桂纸、公债反为跃居首位。不少人还不断用长途电话与澳门、广州两地搜购，澳门、广州的金融市场上也不断有省立纸的“成盘”。就在这天内，突破了三成大关还有继续上涨可能形势，一若政府维持这种纸币，马上就耍实现似的。我素有交往的裕源银号，由于曾代我购入这种纸币，他们一算，知道我获利竞超过百倍，一天之内几次电活来促我放盘。但到了那时，我反而给自己制造出来的圈套迷惑了，以为社会上舆论如此，政府也许真的要维持，所贝尽管突破了三成大关，算来已获利已达几万元，自己迎不肯放盘。希冀政府有一天真能十足通用。
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这种兑换券币值一度保持在三成左右。后来，突然传来日本浪人在北海闹事，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浪人失踪，把停在北海的战舰卸下炮衣，耀武扬威，使得广东人心惶惶，金融市场也波动很大，我就坯快以三成抛出，捞回一把。以后只苦了那些对反动政府还抱有幻想的投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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