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历史真相的通商银行钞票
张小杰
在历史长河中，有许多的历史真相缘于种种的原因被掩盖、被篡改，这样的情形往往在多年之后，因缺少实物让后人无法考证，假的也变成了真的。只有找到物证，让物证说出历史的真相才能写清历史。笔者收集到的加盖字的中国通商银行光绪二十四年上海通用五元银元券，就是一枚佐证历史真相的纸币，它让人了解当年清政府害怕列强，隐瞒庚子年八国联军抢劫北京通商银行和造成中国银行业第一次发生挤兑风潮的真相。
这张中国通商银行光绪二十四年上海通用的五元银元券两面都加盖有蓝色“此票在庚子年被拳匪抢去早登中外客报作废纸无用”的字样。一般加盖的多见为假钞或回收作废票，银行都只是在上盖有“假票”、“作废”字样，不似这张上盖有那么多像广告宣传似的字样，而且内容本身又说明这不是假票而是被抢去作废的票。后又经多位同好看过也都认为是真钞无疑，只是号码不同于正常流通票的大号码，而是小号码（由于当年回收彻底的缘故，现通商银行的第一版的伍、拾元极罕见，所能见到的都是样票，经查对上海博物馆的伍元券和1947年中国通商银行编著的《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一书中的拾元券影印件，均为大号码），这张“被抢”五元券为5位数的小号码，而且后一位数有后加之疑。庚子年间此券发生过什么事呢？经查找在中国通商银行编著的《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的附录大事记中得知：“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国通商银行北京分行被拳匪焚毁计抢去现银二万八千余两，银元二万五千余两，钞票十万两及一切各户借券契据图章等”。原通商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刘嘉琛在《中国通商银行简史》文中也有:“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京，侵略军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中国通商银行分行，地址设在东交民巷，被侵略土兵抢去现银二万八千余两，银元二万五千余元，银两钞票十万余两，合计损失现金十六万余两。并将营业用房全部烧毁，地基被划入使馆界内，房屋地基损失达五万余两”。这些史料都说明了当年北京通商银行曾被义和团或是八国联军抢劫过（一个是通商银行的刊物，一个是银行职员的回忆），从加盖的文字中可知这张上海通用的银元券应是当年被抢之物，大家都知道当时通商银行只发行过北京通用的银两券，没有发行过北京通用银元券，（光绪二十四年第一版的通商银行钞票以颜色边框用于地区区分，北京通用的为蓝边，广东通用的为绿边，上海通用的为红边）为什么上海通用的银元券会在北京被抢呢？这被抢券为何会加盖那么多字？是加盖字样后贴在各银行、钱庄起广而告之的作用吗？带着种种的疑问笔者查找了有关的史料：
中国通商银行是我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897年），也是我国第一家发行纸币的银行（1898年），也是中国银行业第一次发生挤兑风潮的银行（1903年）。事情发生在“1903年2月4日，一个钱庄职员拿了一张五元券的通商银行钞票到该行柜面去兑现，柜面人员看到号码有异，经仔细辨析，确定是一张伪票,立即嘱人将来人押解官府查究。通商银行不予兑现自己发行的钞票反而逮人的消息迅速传开，引起了钱业的普遍不满和担心，从第二天起，陆续有好多钱庄拒绝接受通商银行的银行券。有些小钱庄决定投机，收受兑现，索取高额贴水。贴水开始时为一角几分，后来竞有收取二角几分的。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持有该行券的市民莫不担心蒙受损失，纷纷前去通商银行要求兑现。一时间，在该行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而该行在兑现时又不时发现五元、十元的伪票，开始发觉即撕毁或在票面上盖上戳记，收进柜面，不予兑现，托辞等调查核实再予答履。有人不服，与银行柜面职员理论，银行即令维持秩序的巡捕扭进里屋。后‘只在其上盖一伪钞印章，并关照持票人应将伪钞保存好，俟调查结果再行办理’①（这段史料说的是加盖一伪钞印章，显然与实际收集到实物加盖字样不同）。于是市面人心恐慌，尤其是持有该行钞票的人急欲兑现。……造成了我国银行史上第一次挤兑风潮。
通商银行创办人盛宣怀眼见如此严峻的场面，拿出金条、银锭（部分是他私人的），派人向汇丰银行抵现70万元，并请求汇丰代为收兑，以稳定挤兑人的情绪。……人们看到银行现银准备充足，见票即兑，讲究信用，所以也就放心了，持续一周的风潮暂告平息。……‘通商银行’总共约损失10万元。”②
2月6日，一个日本人手持假钞四千元到上海汇丰银行兑换，当场被破获。盛宣怀为此曾报请清政府，要求向日本交涉，加以深究。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函称：“探得大阪山下忠太郎，菅野源之助、上田元七及中井羕之助等四名系伪造钞票人犯。共谋与造中国通商银行伪钞票十元及五元两种，则元七嘱其在大阪石印业亲友浦上文助刷印十元钞票六百五十五张，上田元七将该钞票四百零五张交中井羕之助，使前田某等二人。上田将其余二百五十张藏匿后将此致交付山下忠太郎及菅野源之助等二人，使之行用，原版票纸存置家中。又山下忠太郎虽欲与造五元伪钞票未果广造，仅造得五元伪票一百张。悉数拿获于与伪票人犯，并搜出伪票全数及在大阪地方所造机器原板用纸等物，而伪票恐其散失，当经全数烧毁原扳机器等物，紧要部位尽行毁灭”，“查伪票所造不多，并已破获，全数烧毁，自不致再有谣煽争取之事”，③请放心等语。“日本政府还以‘伪造他国钞票日本法律无专条’为借口，迟迟拖延不予解决”。④而清政府对外执行屈膝投降的路线，这件案子就此不了了之。
综合以上史料和五元通商银行券上加盖的信息来看，笔者认为挤兑风潮所提到的伪钞，应就是庚子年间北京通商银行被抢去钞票中的上海通用小号码钞票。当时通商银行柜面人员看到钱庄伙计来兑现钞票的号码有异，实际上就是看出这张上海通用小号码银元券与正在上海流通的银元券的号码有所不同（也有可能这些“被抢券”是无号码券，小号码是日本浪人后印的，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如是被抢的是无号码券，日本浪人就可直接加印大号码，不会印小号码券了），这些小号码的上海通用银元券为什么会在北京分行呢？笔者认为这些小号码的银元券应是北京分行用作对上海的汇票。这汇票发出后既可在上海市面流通，也可在上海总行兑现，两个行用大、小号码来区分结算，因汇票没有小面额，壹元券没被抢过，所以壹元券在辛亥革命后只是将英文银行名称Imperial Bank of China(中华帝国商业银行)改为Commercial Bank of Chiana (中国商业银行)还继续使用。
当年的钱庄因经营发展的需要，在金属货币和钱票方面都有较高的辩伪鉴别能力，钱庄不太可能会收伪造通商银行的钞票。当时通商银行的钞票是在英国定制的，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制钞印刷防伪水平。不是一般几个日本浪人所能伪造的，而且要造假也只会选其一种面额，不可能同时做两种面额，制两个钞版，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从五、十元两种共收缴到七百多张的数量上来看，这样的做法连本钱都赚不回来，这些日本浪人再蠢也不会这样做。1905年通商银行在伦敦新印制光绪三十年版的五元、十元、五十元三种有招财进宝神像的新钞时，曾发布了新钞告示，其中就提到原回收的五、十元钞票：“并未经发用之钞，统已核对英京来册点明号码一并烧毁。现查尚未收回者不过数千元之谱，亦须随收随毁。”⑤我们可看出这公布尚未收回的数字，与日本驻沪总领事函称日本浪人所伪造的十元钞票六百五十五张、伍元钞票一百张的金额基本上相符（其中有四千元在汇丰银行被没收），这应就是北京被抢去钞票中小号码上海通用银元券的数量。
从七百多张小号码的伍、拾元券在日本浪人手里这一事实，就可认定庚子年间北京通商银行为八国联军所抢，不是义和团所为。因义和团抢银行也只会要银子，农民们不会要那些对他们来说是花纸片的东西。只有跟在联军后面的日本浪人才会在劫后抢这些剩余物资，这是不证的事实（有史料记载：当年日军就率先抢劫户部银库，抢走300万两库银，遗留下银砖一块。被后到的俄军找到，笔者认为这银砖应也是当时的日军有意遗漏留给日本浪人的）。当时清政府实行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屈膝投降路线，不敢得罪洋人。将庚子年间的一切罪行都推给义和团，上海通商银行发现有用“抢去”的钞票来兑现时，开始也采取了说是“伪钞”隐瞒真相的作法。实际上英巡捕房从去汇丰银行兑现的日本浪人口中已很清楚此事的真实情况（日本浪人就因拿的是被抢去的真钞，不清楚有大小号码之分，所以在挤兑风潮发生后还敢去汇丰银行兑现），但各列强都不愿再提当年所作那些会引起公愤的丑事，日本政府也不提这七百多张钞票是庚子年间抢去的，用“伪造他国钞票日本法律无专条”搪塞过去，清政府也不敢再追问就此不了了之。
当时通商银行将钱庄伙计押解官府的事也作的太草率了，低估了钱业的力量，当年的钱庄业有较大的势力，通商银行发行钞票也要靠它们去推广，这种黑白不分乱抓人的作法引起了钱业的公愤（在庚子年间北京通商分行被抢，北京通用银两券的钞票作废有可能登过报，但上海通用小号码银元券钞票应没登报作废，否则钱业不会不防范）。 钱业因此而拒收通商银行钞票，有意兴风作浪这才引起了挤兑风潮。 后来通商银行在挤兑风潮和钱业的压力下，才从开始撕毁、没收“被抢票”到后来在上加盖“被拳匪抢去”字样，实际上已承认所谓的伪钞是被抢去的真钞，并能“退回给持票人，并关照持票人应将伪钞保存好，俟调查结果再行办理”。这些做法变相揭露这件事的真相，给了钱业一个交待，否则这事将会影响通商银行的声誉，使其难以再经营下去。这在当时应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由于在文字上没人敢真实的记录下来，所以我们现所看到中国银行业第一次挤兑风潮的史料，都是将庚子年间被抢去的钞票说成是伪钞，让人们无法知道这件事的历史真相。
这张通商银行第一版五元银行券，不仅因其回收彻底极为罕见而极有收藏价值，又因可能是北京分行发出的小号码上海汇票而极有研究价值，更因其票面上加盖的文字，揭开了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抢劫中国通商银行和日本浪人用被劫券引发中国银行业的第一次挤兑风潮的历史真相，而更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①《中国第一家银行》156、159页
②《中国金融旧事》188页
③《中国第一家银行》160页
④《中国第一家银行》31页
⑤《中国第一家银行》161页
摘自孙彬主编的《纸币》
